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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的妻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单独关押在我楼下的一间牢房里，相距只有三四间牢房远。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时候，隔壁一个女囚犯对她耳语，说我已经完了，说我在审讯时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死在牢房里了。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院子里四下乱闯，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连女看守怎样朝她脸上打了一拳表示“安慰”，并把她赶回行列里去，以维护监狱的秩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那无泪的、善良的大眼睛茫然凝视着牢房的白墙，但她能望见什么呢？第二天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我没有被打死，而是受不了那种折磨，在牢房里上吊了。

那个时期，我一直在那可怜的草垫上扭动着。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尽量侧着身子睡，为了给我的古斯蒂娜唱她最心爱的歌。她怎能听不见我的歌声呢，我在那歌里倾注了多少热情啊？

现在她已经知道我的消息，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现在比过去离我更远。现在连看守们都听惯了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敲门命令我们安静了。

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这临终之前，当我对生命感受特别强烈时为什么要停止歌唱。至于老爹佩舍克呢？啊，没想到，他也是非常爱唱歌的。他既没有音乐的听觉，嗓子也不好，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如此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样多的欢乐，使我几乎听不出来他是怎样从这个调子滑到另一个调子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满怀愁闷时我们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我们就像人们一向那样欢欣地歌唱，永远地歌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如今我们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这儿。二六七号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落日的余晖才把栅栏的影子斜射在东墙上很短时间。——这时老爹总是扶着床站起来，凝视着那转瞬即逝的光辉……他的目光是这里能见到的最忧郁的目光了。

太阳。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这么少。是的，太阳一定要照耀下去，人们也一定要在它的光辉中生活。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美好的事埃但你毕竟还想知道一件远比它不重要的事：太阳还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吗？

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看到几回落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埃

第四章　“四○○号”

死而复生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奇怪得难以言传。当你在美丽的白昼从酣睡中醒来时，世界是迷人的。但死而复生时，白昼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你仿佛睡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觉。你觉得自己很熟悉人生的舞台。但在死而复生醒来时，那就好像是照明师拧开了所有明亮的弧光灯，霎时一个通明透亮的舞台呈现在你面前。你会觉得你能看见一切，仿佛在你眼前安放着一架望远镜，上面再加一副显微镜。死而复生完全是一种春天的景象，好像春天正在显示出一种你在最熟悉的环境里都感觉不到的意外的魅力。

尽管你明明知道，这种景象只是瞬息即逝的，尽管你处在像庞克拉茨监狱这样一个如此令人“愉快”、如此“丰富多彩”的环境里。

他们把你带出去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他们传你去审问，不是用担架，而是自己走着去，尽管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扶着楼梯的栏杆和走廊的墙，与其说是用两只脚在走，不如说是用四只脚在爬。难友们在楼下等着，他们把你扶进囚车。以后你就坐在那个装着十个至十二个人的阴暗的流动牢笼里。一些陌生的面孔朝你微笑，你也向他们笑笑；有人跟你耳语，但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握了一个人的手，又不知道是握了谁的……然后车子突然一晃，开进了佩切克宫的通道，朋友们把你扶下车，走进一个四壁光光的宽敞的房间里，五排长凳整齐地排列着，人们挺直身子坐在上面，两手扶膝，两眼呆呆地凝望着面前的一面空墙……朋友，这就是你的新世界的一角——所谓的“电影院”。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插曲

今天是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碰巧是可以让我写作的那个人值班。多幸运啊，我又可以暂时做一个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报道这个新世界的战斗力量的五一节检阅了。

不用期待我讲述那飘扬的旗帜。完全没有那回事。我甚至不能讲述你们乐于听的那些动人的故事。今天这里一切都十分平常。既没有像往年我所见到的通向布拉格街道的几万人所组成的洪涛巨浪，也没有像我曾在莫斯科红场上见到的壮阔的人海。这儿你见不到几百万人，哪怕几百人都没有。你只能在这里看到几个男女同志。然而你会感觉到，这已经不少了。是的，不少了，因为这是一种力量的检阅，这力量正在烈火中冶炼，它不会化为灰烬，而会变成钢铁。这是战斗时在战壕里的一种检阅。不过在战壕里人们往往是穿着灰绿色的野战军服的。

你也许觉得这都是些小事，当你有一天读到我所报道的你未曾亲身经历过的这一切时，谁知道你能不能完全理解它。

努力理解吧。你要相信，力量就在这里。

隔壁牢房的早晨问候，通常是用敲打两拍节的贝多芬乐曲送过来的，今天比平时敲得更庄严、更坚毅，而墙壁也用高昂的音调来传达它。

我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所有的牢房都是这样。

我们全都装束好了才吃早餐。在敞开的牢房门前，杂役们端着面包、黑咖啡和水列队走过。斯科舍帕同志发给我们三个大圆面包，往常只有两个。这是他对五一节的祝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的实际的庆贺。发给面包时，他在面包下面捏了捏我的手指。说话是不允许的，他们甚至还监视你的眼色——可是难道哑巴就不会用手指头来清楚地说话吗？

女犯们跑出来在我们牢房窗下的院子里“放风”。我爬到桌上隔着栅栏朝下望，也许她们能看见我。她们真的瞧见我了。她们举起拳头向我致意。我也照样还礼。院子里，今天十分欢快而活跃，与往常完全两样。女看守一点没有发觉，也许故意不去注意。这也同今天的五一节检阅有关。

现在轮到我们“放风”了。我指挥早操。今天是五一节，朋友们，咱们用点别的操法开始，就让看守们惊奇去吧。第一节：一——二，一——二，抡大锤。第二节：割麦。锤子和镰刀。稍加想象也许同志们都会明白锤子和镰刀的意思。我四下张望。大家都微笑着，怀着极大的热情反复操练。他们全明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五一节检阅呀，这个哑剧也就是我们的五一节宣誓：赴汤蹈火，至死不渝。

我们返回牢房。九点正。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啊，我们跟你一道前进。现在那里已唱起《国际歌》，歌声响彻全球，让这歌声也在我们牢房里响起来吧。我们唱起来了。接着又唱了一支支革命歌曲，我们不愿意孤单，而且我们也不孤单，我们是和那些现我们一样在战斗着的人们在一起的……同志们在牢狱，在阴冷的拷问室，你们同我们在一起啊，在一起，尽管你们没有在这个行列里边……是的，我们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我们二六七号牢房，就准备用歌唱来庄严地结束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是真的结束了吗？为什么女牢的那个杂役下午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用口哨吹着《红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和别的苏联歌曲，难道不是在鼓励男牢的同志们吗？为什么那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男人，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此刻正在走廊里警卫着，难道他不是在防止有人出其不意地抓住我吗？另外那个人不是竭力鼓励我写这个报告，并把写好的稿子带出狱外，把它小心地藏起来，让它在适当的时候问世吗？为了这一小片纸，他们是可能掉脑袋的。他们之所以冒这种危险，是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们正在战斗，坚贞无畏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机动灵活地用他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手段参加战斗。他们是普通一兵，默默无闻地工作，谁也想象不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是胜利就是牺牲。

你大概十次、二十次地见到过革命的队伍怎样进行五一节的检阅。那当然是雄壮的。但是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评价出这支队伍的真正力量，认识到它是不可战胜的。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英雄行为是没有灿烂的圣光环绕的。而斗争则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得多，要坚持斗争并把它引向胜利需要无比的力量。你每天都能见到这种力量在活动，但却不是常常都能意识到它，因为这一切显得那样简单和自然。

今天，在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里，你又重新意识到了这种力量。

五一节使这个报告中断了一个时候。这也好。因为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回忆会有些变样的，今天欢乐占了优势，也许会把回忆给渲染了。

但在回忆中，佩切克宫的“电影院”完全没有欢乐可言。

这是拷问室的前厅，你可以听到从拷问室传来别人的呻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你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些身强力壮、精神抖擞的人从这儿出去，经过两三小时的拷问，弄得身体残废、半死不活地回来。你会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答应着呼唤，——可是经过一个小时回来时，听到的却是由于疼痛和颤栗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窒闷的声音。

但还有一种更坏的：在这里你也会见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离去时，目光是正直而明朗的，回来时，却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也许是在楼上侦讯处的某个地方，仅仅由于一下子的软弱、一瞬间的动尧一刹那的恐惧，或者起了想保护一下自己的念头——结果使得今天或明天就会有些新的犯人，一些被过去的战友出卖了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将重新经历这一切可怕的事情。

看见丧失了良心的人，比看见遍体鳞伤的人更可怕。假如你有被身边走过的死神洗涤过的眼睛，假如你有被死而复生所唤醒的感官，不言而喻，你就会觉察出谁动摇了，谁或许已经叛变了，谁正在灵魂的某个角落考虑着这样的事：如果出卖战友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使自己轻松一点，也许不会太坏吧。可怜的懦夫。用牺牲朋友的生命来保全的生命，还算什么生命呢？

我头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它却反复出现。这个想法的产生，恰恰是在那天早上，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里，在人们最能相互了解的那个地方：“四○○号”。

我在“电影院”里没坐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是一个半小时以后，有人在我背后叫我。两个穿便衣的、说捷克语的人搀扶着我进了电梯，开到四楼，把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