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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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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了：装上了暖气管创立，故名。主要代表还有蒂蒙（Timon，前320—前230）、，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Ａｃｈｔｕｎｇ。Ｃｅｌｅｃｖóｚｉｂｎｚｅｃｈｃｉｋｂｅｌｅｇｔｍｉｔ－ｔｒａｊ#ｍａｎａｌｅｓ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用捷克语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
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
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肿胀的喉咙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说。
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盐狱里待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这“红烧肉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埃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埃两个月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怎样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上的“两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人”，“三人”，“两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
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
“老爹”是一个……
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取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说话的声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未表现过厌恶的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冒险替我采摘雏菊和草茎。每当我去受审时，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伴送我；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我夜里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毯子之后，他才去睡觉。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改变。
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结束呢（看来还有希望写完）。
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罪犯”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们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创伤。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这个“赤魔”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这个“赤魔”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垫旁，用一把钝了的刮脸刀努力在我那杂草般的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两眼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修脸。我竭力安慰他说：“大胆点吧，朋友，我既然经受得住佩切克宫的拷打，也就经受得住你的刮脸刀。”
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不能移动”，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制服的囚犯，扛来了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大叔”，另外一个是……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道：“扶住了。”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要坚持。”
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洗换的衣服的日子——他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个坑——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笑：一辆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握着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员毫不客气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运了回来。
我还活着这一点，现在已确定无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姊妹，它十分清楚地唤起了我对生命的感觉。几乎整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囚犯都知道我还侥幸地活着：从厚实的墙壁传来的敲击声中，从送饭时杂役的眼神里，他们送来了最早的祝贺。
只有我的妻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单独关押在我楼下的一间牢房里，相距只有三四间牢房远。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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