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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影院”里没坐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是一个半小时以后，有人在我背后叫我。两个穿便衣的、说捷克语的人搀扶着我进了电梯，开到四楼，把我带进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门上写着：四○○号在他们的监视下，我独自坐在后边靠墙的一把孤零零的椅子上，我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环顾了一下四周，我觉得眼前的情景好像见到过。难道我来过这里吗？不，没有来过。但我仍然知道这间屋子。我认识这个地方，梦见过它，在一个可怕的、热病似的梦中见过它，这个梦把它扭歪了，可怕地改变了它的模样，但却没有把它变得不能辨认。现在它是可爱的、充满白昼的光辉和鲜明的色彩，隔着装有细栅栏的大窗户，可以看到梯恩教堂、绿色的列塔纳山冈和赫拉德恰尼古堡。在梦中这间屋子是阴森森的，没有窗户，一道污黄的光照亮了它，人们像影子似地在光线中移动。是的，那时这里有些人。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六排长凳紧挨着，好像一块由蒲公英和毛茛组成的有趣的草坪。在梦里，好像这儿挤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坐在长凳上，面孔苍白，血淋淋的。那边，紧挨着门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眼光痛苦的男人，他要求喝口水，喝口水，然后就像徐徐放下的帷幕，慢慢地、慢慢地倒在地上了……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曾发生过，如今我才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梦。现实本身就是如此残酷和疯狂。

这是我被捕和第一次受审的那天夜里的事。他们曾把我带到这里来过三次，也许是十次。我记得，只有当他们需要休息一会儿或干别的什么事情时，才把我带出去。我还记得，那时我赤着脚，冰冷的方砖曾经怎样舒服地浸凉过我那被打伤的脚掌。

当时那些长凳上坐满了容克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成了盖世太保夜间的捕获物。那个站在门边，穿着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就是容克工厂党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他是我被捕的间接原因。我这样说，是不想为我的不幸命运去怪罪任何人。我的被捕倒不是因为同志中有谁叛变或怯懦，而仅仅是因为不慎和倒霉。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领导关系。他的朋友叶林涅克同志对秘密工作规定有点疏忽，告诉了他应当同谁取得联系。本来叶林涅克同志应当事先同我商量，这样便可以不通过他也能把事情办妥。这是一个错误。

另一个更为严重更带关键性的错误就是有一个姓德沃夏克的奸细骗取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巴尔托尼同志也把叶林涅克的名字告诉了他，——这样盖世太保就开始注意叶林涅克一家了。并不是由于这些同志在两年内胜利完成的主要任务，而是由于一件琐碎的小事，由于完全忽略了秘密工作的规定。

于是佩切克宫决定逮捕叶林涅克夫妇，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聚会，盖世太保出动了不少——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这件事本来不在盖世太保的计划之内，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才逮捕叶林涅克夫妇，可是那一天晚上在顺利破获了容克工厂的地下党支部以后，他们劲头上来了，就开车出来“兜兜风”。他们的突然袭击固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在这里发现了我，却使他们更加觉得意外。他们甚至不知道抓住的是什么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假如和我一起被捕的不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我才对“四○○号”有了这些认识。

那一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长凳上和墙旁边都挤满了人。审讯在进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意外：一种是我不明白的奇怪的意外，一种是我很明白的坏的意外。

然而我的第一个意外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那是一件愉快的小事，不值一提。

第二个意外：四个人鱼贯地进到屋子里，用捷克语向穿便衣的看守问好，——又向我问好，然后坐在桌子后边，摊开公文纸，抽起香烟来，态度完全怡然自得，好像他们就是这里的官吏似的。可是我明明认得他们，至少认得其中的三个人，他们为盖世太保服务吗？不可能。或许是的，他们真的在这里服务。这明明是Ｒ．，早先是党和工会的书记，虽然他性情有些粗暴，但为人厚道——不，这不可能。这是安卡·维科娃，尽管头发斑白，但仍不失为一个端庄美丽、坚强不屈的战士——不，这不可能。而那个瓦舍克，曾在捷克北部一个矿井里当过泥瓦匠，后来就任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我哪能不认识他呢？我们在北方一同参加过那样多的战斗。盖世太保能使他屈服？不，不可能。但是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呢？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找到答案，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他们带进来米列克、叶林涅克夫妇和弗里德夫妇。是啊，我知道这些人，不幸得很，他们是同我一道被捕的。但是为什么艺术史家巴维尔·克罗巴切克也在这里呢？这个人曾帮助米列克在知识分子中间做些工作。除了我和米列克又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那个被打肿了脸的细长个子的青年人，向我示意我们互不相识呢？我倒真的不认得他。这到底是谁呢？什基赫？什基赫医生吗？兹登涅克？唉，上帝，这么说，一大批医生也遭了殃。除了我和米列克，有谁知道他们呢？为什么在牢房审讯我时问起了捷克知识分子呢？他们怎么会发现我的工作同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关系呢？除了我和米列克以外有谁知道呢？

答案不难找到，然而这个回答却是严重的、残酷的：米列克叛变了，米列克招供了。最初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他还没有全部供出来，等他们把另一批囚犯带上楼来时，我看见了：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费伯尔教授和他的儿子，被打得变了样、叫人难以认出的贝德日赫·瓦茨拉维克，鲍日娜·布尔帕诺娃，英德日赫·埃尔勃尔，雕塑家德伏沙克，凡是参加过或应邀参加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在这儿了。米列克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供出来了。

我在佩切克宫的最初几天是难熬的。但这件事却是我在这里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期待的是死而不是叛变。无论我怎样想宽大地评判，无论我怎样寻找可以原谅的各种情况，无论我怎样想他不至于出卖，我都找不出别的说法，这就是叛变。瞬息间的动摇也罢，怯懦也罢，或者是被折磨得要死以致处在昏迷和狂乱中寻求解脱也罢，这一切都不能使人饶耍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盖世太保在第一个晚上就知道了我的名字。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也到这里来了，原来我曾在她那儿同米列克碰过几次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克罗巴切克，会有什基赫医生。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得来“四○○号”，每天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一些可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

哼，这个人，这个曾经有骨气的人，在西班牙前线冒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严酷考验中没有屈服过，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吓得面无人色，为苟且偷生而出卖别人。他的勇气是那样的差，只是为了少挨几鞭子。他的信仰也同样不坚定。在集体里，在志同道合的人中间，他曾是坚强的。他之所以坚强，是因为他想着他们。现在，当他被孤立，被敌人包围，在拷问下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开始只想自己了。为保住自己的躯壳，他不惜牺牲朋友。他屈从于怯懦，由于怯懦而叛变了。

当他们在他身上搜到文件时，他没有暗下决心：宁死也不译出密码。他译了。他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供出了一些秘密工作联络点。他把盖世太保的密探领去同什基赫会面。让盖世太保去瓦茨拉维克和克罗巴切克会晤的德伏沙克家。他供出了安妮奇卡。甚至还供出了丽达，那个曾经爱他的坚强勇敢的姑娘。几鞭子他就吃不消了，就能使他供出他所知道的事情的一半，而当他确信，我已经死了，没有人会来对质的时候，他就把其余的一半也供了出来。

他的这种行为对我倒没有什么伤害，我反正是在盖世太保的手里了，还能怎么样呢？相反地，他的供词只是侦讯所依赖的初步线索，可以说是交出了锁链的一端，以下的环节却握在我的手里，而他们又是非常需要解开这些环节的。正因为这样，我和我们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能活到戒严期以后。

在这个案子里，如果米列克忠于自己的职责，就不会牵连一大批人。我们两人也许早已死了，但另一些人可能活着；我们倒下去了，可另一懦夫失去了比自己生命更多的东西。米列克就是这样。他从光荣的队伍中逃跑了，连最卑鄙的敌人都瞧不起他。他虽生犹死，因为他被集体所摒弃。后来他也力求弥补一下自己的罪过，但他再也不能回到集体中来了。在监狱里被唾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可怕。

囚徒和孤独——这两个概念通常被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囚徒并不孤独。监狱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即使用最严厉的隔离手段也不能使人脱离这个集体，如果这个人自己不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话。在这里，那些受压迫者的兄弟般的友爱具有一种坚强的力量，它把人们凝结成一个整体，锻炼他们，使他们的感觉更加敏锐。它能穿透那活着的、能说话和传递消息的高墙，把整个一层楼的牢房连结起来，这些牢房是由它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哨兵”、共同的杂役以及在新鲜空气里共同的半个小时“放风”连结在一起的；利用“放风”时说一句话或做一个动作，就能探听到消息或者保住一个人的生命。在囚犯们一同去受审、一块坐在“电影院”或一道回来时，这种兄弟般的友爱将整个监狱都连在一起了。这种友爱很少是用语言而是用巨大的行动来表现的，只简单地捏一捏手或偷递一支烟就足以打破那关住你的牢笼，把你从那毁灭性的孤寂中解救出来。监狱里有手；当你受刑回来时，你会感觉到这些手在怎样支撑着你，使你不至于倒下；当敌人竭力用饥饿把你赶到死亡的边缘时，你会从这些手里得到食物。监狱里有眼睛；它们在你赴刑场时看着你，使你知道，你必须昂首阔步走去，因为你是他们的兄弟，你不应该用不坚定的步伐来削弱他们的斗志。这是一种用鲜血换来的不可征服的兄弟友爱。如果没有这种友爱的支持，你就连命运中所遭受到的十分之一的痛苦都忍受不了。无论是你或者任何别人都忍受不了。

在这个报告里——如果我能继续写下去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去），将要常常出现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的几个字：“四○○号”。一开始我只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我在那里的最初几个钟头，印象是不愉快的。但这不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集体。一个愉快的、战斗的集体。

“四○○号”产生于一九四○年，正是反共科加强活动的时候。它是候审室——“电影院”的分院，也就是一间犯人候审室，是专为共产党人设立的，免得为了每一个问题都把犯人从一楼拖到四楼来。犯人应当经常在侦讯官旁边，这样审问起来才方便。这就是他们设立“四○○号”的目的。

只要有两个犯人——尤其是两个共产党员聚在一起，不用五分钟就会形成一个能破坏盖世太保的一切计划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