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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他接着又说道：“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1命司礼监重新刊刻《祖训》并颁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还在于加强对藩王们的控制。但是他同时讲到了一个问题即守成的原则问题。仁宗的守成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

　　　　五年以后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正月宣宗在斋宫中对大学士杨士奇也谈到了守成的问题。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因为仁宗虽然也力图于守成中有所作为但他毕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与群臣计议国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则上与仁宗又不尽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样去强调敬天法祖。

　　　　“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无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2宣宗的这番话很有意思后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先王之制是可以改变的。世无定法关键在于守成之君的作为。这比起仁宗一味主张动法祖宗要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诚然洪武、永乐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书上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但那是个国富民穷的时代。巨大的收入难于应付更大的支出。史书中亦称：“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国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部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并有成祖五次亲征蒙古以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灾眚迭作内外俱疲”2。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领在于减少这类大规模的开支。仁宗先罢西洋宝船并罢迤西市马及云南、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传》。

　　　　交阯的采办。宣宗二年又放弃交阯。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乐后期经济困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未能根本解决财政的艰难。

　　　　宣宗即位的前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将退的形势下积极选拔新人努力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一个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轻的初仕官吏组成的梯队形官吏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从宣德五年（143o）起他开始实行一套恢复经济的措施。

　　　　这一中心工作的转变大约是在宣德三年（1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罢左都御史刘观以顾佐代。那也是为了解决官吏的贪浊之风。顾佐任都御史后风宪部门得到整肃吏治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是人事安排的关键一步第二年十月张瑛、陈山被调离内阁张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则专职教授小太监读书。张、陈是宣宗为太子时东宫旧僚这次被排斥出参预机务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于陈山“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又“于诸司征求不厌”。“瑛行事亦类山”1。这种索贿行为与当时的反贪颇不相宜于是又引出主张罪废赵王的往事。张瑛、陈山调离内阁意味着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从宣德五年（143o）五月起宣宗开始着手经济的整顿。这一年的两次任免目的都是为了财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区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财赋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谦等为巡抚分治各省。

　　　　当时凡属理财方面的上报宣宗都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像郭资、胡■这样老资格大臣出面反对时也遭到宣宗毫不客气的切责。

　　　　这种强有力的支持给理财官员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许多措施很快便收到了一定效果。在这里老天也帮了一点忙宣德七年（1432）江南大丰收周忱和况钟等人设置的济农仓获得大量存贮以后数年间“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2。财赋的充盈使地方上诸事得以并举“修葺廨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稍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1。此事颇遭朝中物议而富庶之名亦由此播之四海。

　　　　据史书所载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亦着力于展当地经济垦田植树两省各积谷数百万对缺食下户随分支给老疾贫困无力偿贷则予蠲免。至正统初山东、陕西大饥流民入河南达二十万全凭地方所积仓赈给成效甚著。

　　　　然而史书中却亦有不同记述。

　　　　宣德五年（143o）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2周忱奏请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1431）三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1《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月。宣宗得奏后命户部会官议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于是奏言：“其欲减官田古额依民田科收。缘自洪武初至今籍册已定征输有常。忱欲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宣宗对郭资等人所奏并不满意：“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议。”3显然宣宗是倾向于周忱的只是迫于朝议难于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张去办。大约半年前广平、大名一带因水涝无收宣宗命户部蠲免田税当时他曾与侍臣谈起这个问题。

　　　　“水旱灾伤世恒有之毕竟君道当修其在己不可委之于天。”

　　　　“亦贵国家素有备。”侍臣答道。这是太祖太宗时的旧方针“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是宣宗却认为：“国家有备犹不若百姓有备。”1这也便与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区别。主张百姓有备是明确的富民政策。与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敛再于凶年蠲赈不若藏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惜的是宣宗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户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员还因循于永乐间的旧方针难于一时改变。这一点从全国税粮征收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明代历朝全国田赋实收平均数额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为1oo）

　　　　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1因为实际上宣德中的减额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丰收暂时扩大开来并未能根本解决重赋的压力。史书在谈到正统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时称：“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2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宣德末应为宣德五年（143o）周忱巡抚江南之时然而《明史·食货志》中却明确记述了周忱与况钟计减苏粮之后周忱请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赋的诏书难于实施宣宗也慨叹：“计臣壅遏膏泽。”而后才又谈到宣德末年逋粮之事这显然说的决非宣德五年（143o）间的事情。

　　　　到这时候我们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阯问题等等从而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它还力图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正统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但是仁宣致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它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它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这便是有些史家说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1这是否也正是史家们不称之为“仁宣之治”而称之为“仁宣致治”的原因1《明宣宗实录》卷七一宣德五年十月乙未；《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戊子。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呢？

　　　　第十二章周忱况钟第一节周忱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o4）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o）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143o）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1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143o）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