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刈�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3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3《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1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2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3。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1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2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3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1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2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1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支持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2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1。袭赵之议起自陈山2《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1《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1《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14o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2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1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3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1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2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o）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2《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3《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1《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2《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支持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1。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1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2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第四节守成之君明朝自太祖建国成祖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太祖三十年治国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头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