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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6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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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元廷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正月元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制国用使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搜括措施初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直接嫁祸于民后者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如此折算比例根据为何？史无记载采矿者当受其加紧榨取之害。而元廷对制国用使司的上述奏言则“悉从其请”。
至元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主持为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商挺等儒臣揭露其夺权之阴谋遂未得逞2。至元七年正月元廷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他又善争辩丞相线真、史天泽等皆非其对手。忽必烈急于富国乃“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恃忽必烈对他的信任竭力攫取权力以控制朝政。深受儒术与汉法影响的中书右丞相安童早已对其不满但“含容久之”至是安童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安童等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忽必烈肯定了安童所言并指出：“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宜如卿所言。”安童又奏：“阿合马所用部官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请宣付”在此情况下他建言“宣试其能否久当自见。”也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这说明1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88。
1《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二o五《阿合马传》。本节后面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二处。2《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了阿合马的尚书省与安童为的中书省之间在权力和用人等问题上的矛盾是颇为尖锐的。同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由于御史台的反对遂止。括户之目的是进一步搜括百姓钱财这是阿合马等的第三种“理财”手法。立尚书省之初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提出意见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乃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安童无奈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竟“俱从之。”安童之权力至此被夺殆尽。说明阿合马的飞扬跋扈是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的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因如上所言安重中书省的权力本来就被夺殆尽了。
至元十年（1273）春三月尊崇儒术和汉法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汉法派的分量。
阿合马于推行搜括之法的同时千方百计破坏汉法史载“权臣屡毁汉法”（《元史·许衡传》）。可为证。至元十年他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安童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乃奏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表面上“命穷治之”。实际上未有动作。相反安童却于次年七月被阿合马排挤出了中书省忽必烈命他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出镇北方1。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等以为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同年十一月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其搜括手法仍属故技重演。是年姚枢与徒单公履曾建言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鬻”。阿合马则反对他奏称“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其目的显然是不使财源流归百姓实为与民争利！忽必烈称：“善其行之。”先籍括而后由朝廷专卖乃阿合马之又一搜括手段。
至元十三年阿合马威权日盛恣为不法顾忌御史台揭其奸状乃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御史中丞张文谦奏复其旧使阿合马阴谋未能得逞。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明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然而终不以此为阿合马之罪。相反忽必烈却称道“阿合马才任宰相”。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1《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二六《安童传》。
真金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元史·崔斌传》）。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却又被复官。
约当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忽必烈“锐意欲行之”。围绕这一议题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潜邸旧臣董文忠、深通儒术的廉希宪等汉法派与阿合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阿合马觉得于已“不利”极力阻挠最后竞由他获胜。（详见本书“真金”条）。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马奏遣不鲁合答儿等检覆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结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诛。此事与当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时厘正阿合马“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不无关系；崔斌已被阿合马诬害而死与其同列的阿里伯、燕铁木儿当然也难逃阿合马的暗算与报复惜史无明载。
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通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如此狂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他又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莫敢论列”。洛阳宿卫士秦长卿曾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杀人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及未诛之为便”。（《元史·秦长卿传》）阿合马知道后任秦长卿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将他逮捕入狱籍没其家产偿官并使狱吏杀之狱中。诬杀异己是阿合马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凡此种种表明了阿合马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宪卒其疾笃时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并问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1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
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1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1。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此是后话。
1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3。
第二节桑哥桑哥（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2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1og）部落”3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1。《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2。《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至1255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1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1。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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