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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今泰米尔纳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图塔所记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国商船前往贸易1342年伊本·拔图塔在古里时就见到港中停泊的中国船只多达13艘。通使和贸易关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元朝还遣使赴印度“访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得良医善药”元成宗下诏给派去专为“取药物者”授会同馆使、副职衔（《元史·成宗本纪》）可见对引进印度医药十分重视。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关系唐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渐消亡而日趋沉寂但并没有断绝特别是西藏地区与被称为“印度佛教最后据点”的波罗王朝（八至十二世纪。统有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的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其中事迹较详者为那摩与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湿弥罗（怯失迷儿）人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约在1235年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那摩曾劝大汗颁行宽宥诏书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后封他为国师命掌全国佛教1253年奉旨南来中原驻燕京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当时中原佛、道争执那摩与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伪经诋毁佛教和侵占佛寺诸事并以佛教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蒙哥不和那摩劝导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调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1。指空（苏那的沙野）据称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指出身刹帝利种姓）2如果他活到128岁的说法可信应生于1236年。八岁入那兰陀寺为僧十九岁南往楞伽国（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并游历南印度各地多年。后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同来大都；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辗转入蜀坐禅三年。继走罗罗斯地界至云南昆明尝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又游湖广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诸洞蛮俱来请受戒但不容于湖广行省参政遂前往进谒皇帝经庐山至扬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见帝旋即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及众官劝请稍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其僧俗人众。奉旨还大都天历元年（1328）文宗命与众僧内庭受到众僧的窘辱排挤后众僧犯罪或诛或斥指空声名遂大显。元顺帝对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华阁问法。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3。指空久留大都“相传能前知号为3oo岁人敬之如神”4。在印度本国佛教殆已灭绝的元代上述两位印僧先后在中国竟大受尊礼不能不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还有一位中国僧人赴印游历：忽必烈时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贝多叶经及佛如来铁钵献帝诏安置玉石佛于万寿山供养以七宝函贮贝叶经“严加信仰”以佛钵“镇库藏”1。

　　　　1《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参见陈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年。2危素：《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仆集》卷十。

　　　　3李穑：《梵僧指空禅师传考》《大正大藏经》史传部三；上揭危素文。4宋濂：《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1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第七节非洲、阿拉伯半岛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半岛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北非的密昔儿（埃及）2、麻加里（马格里布主要指摩洛哥）东非的弼琶罗（柏培拉）、马合答束（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及相邻东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岛的默茄（又称“天房”、“天堂”即麦加）、哑靼（亚丁）、瓮蛮（阿曼）等3。

　　　　当时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是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统治下的埃及。

　　　　126o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亚后遣使招降埃及马木鲁克算端忽秃思杀使者出兵击败蒙古军于阿音扎鲁特（耶路撒冷北）乘势夺取了叙利亚。此后埃及与伊利汗国不断生冲突马木鲁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皈依伊斯兰教的钦察汗的矛盾与钦察汗国结盟使节往来关系很密切。伊利汗国的蒙古官员和军队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通过各种交往埃及人对元朝和各汗国情况有了相当了解在当时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参见本书《国外资料》章）。元代来中国的回回人数以万计其中也有埃及人。据伊本·拔图塔记载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蛮·本·阿凡（othmanbinaffan）已故诸子承父业这一家在城内建设了居住区和礼拜寺可见是经济势力很大的回回家族1。

　　　　宋代中国与东非地区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进一步展。《马可波罗行记》在讲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长期被误认为马达加斯加）2一节中说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该地诸岛调查种种奇闻异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岛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传旨命其释放使者；使者回国向大汗报告了诸岛情况并呈献了带回来的长达9o掌幅的异鸟之羽和重达14磅的野猪巨齿。马可波罗说他在元廷曾亲见这些珍物并作了测量所述之事是真实的。据此则忽必烈曾两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带。虽然汉文史料未载这两次遣使事但有一条重要史料可以证明元朝确实派使臣到非洲地区。《经世大典·站赤》载：＇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2973年埃及法蒂玛王朝迁都于新建之开罗城。阿拉伯语为misra1…qahirah意为“得胜者之城”埃及遂被称为misr。宋代汉文文献译为勿斯里元代译为密昔儿或密乞儿、米西儿。3《大德南海志》载：“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其来者视昔有加焉。”麻加里、弼琶罗层拔、哑靼、瓮蛮皆见所载“诸蕃国”中。或谓同书之“黑加鲁”黑为嘿之讹即宋人《诸蕃志》、《事林广记》之默伽腊《岛夷志略》之哩伽塔为maghrib译名若是则与麻加里一名重复。层拔即《岛夷志略》之层摇（拔之讹）罗。马合答束名见《经世大典·站赤》。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6—497。

　　　　2《马可波罗行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43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79—781。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1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称其所载诸蕃国地理风物“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其层摇（拔）罗条的记述较《诸蕃志》更为准确并谓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说明元代中国商船到达桑给巴尔一带东非沿岸地区贸易是确切无疑的。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现数量甚多的中国钱币（主要为宋钱）2和瓷器等遗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对北非西部即马格里布的情况就有所了解3但中国与该地区有交往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元代。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作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并获准游历了广州其后奉旨北上大都朝见。途经kanjanfu（建昌府？）时他见到了在这一带回回人中享有盛誉的学家、摩洛哥休达市人吉洼木丁（kiap；a1…din）原来就是他在印度已认识的布思里（a1…bushri）。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学识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图塔的推荐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执意来中国终于获得成功既显且富拥有男奴、女婢各5o名他向伊本·拔图塔赠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礼物4。次年伊本·拔图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还本国。后来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记》中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大都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了摩洛哥1。这部《行记》对摩洛哥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元代中国的回回人极多按照伊斯兰教徒遵奉的五行仪（’ibadat）之一只要有能力都必须到麦加朝圣而后可称“哈只”。《岛夷志略》“天堂”（即麦加）条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云南是元代回回人较多的地区赴麦加朝圣者当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只可能就是曾赴麦加朝圣者之一。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经商和朝圣活动无疑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亚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中国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2元灭宋后即罢用铜钱有元一代仅至大、至正两次短暂铸钱并许与旧钱通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多携铜钱（主要是宋钱）出海至元二十三年诏“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元史·世祖纪》）；三十年制订的《市舶则法》又规定“金银铜钱并不许下海”（《元典章》卷二二）可见私贩铜钱者未绝。3《通典》所录杜环《经行记》中的摩邻国有人认为即指马格里布但尚难肯定。《岭外代答》中的木兰皮国即1o56—1147年统治该地区的murabit王朝《诸蕃志》的“默伽猎国”即maghrib已成定论。4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4—495。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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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地被称为samran（即贾耽《入四夷道里》所载之“三兰”）十世纪以后乃全用aden一名汉文史籍最早著录此名者就是《大德南海志》译作哑靼。

　　　　第八节欧洲元人把欧洲国家泛称为拂郎国（又作佛郎、富浪）系来自阿拉伯人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称呼farang（源于法兰克一名）。东欧诸国则另有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兀（波兰）、马札儿（匈牙利）等译名。

　　　　1238年法国和英国国王收到叙利亚亦思马因人（伊斯兰教派）的求援信要求联合对付蒙古的入侵并报告了来势凶猛的蒙古人情况。但这个信息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1241年蒙古军大举侵入波兰、匈牙利才使欧洲各国无比惊骇开始筹划对策。1245年3月教皇英诺森四世选派方济各会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意大利人）和劳伦斯（葡萄牙人）分别率领使团去蒙古传递他写给蒙古皇帝和人民的信件（交劳伦斯送的信只要求善待使者及劝请皈依基督教普兰诺·卡尔平尼送的信上还谴责了蒙古对基督教国家和人民的侵略）。遣使目的主要是了解蒙古的情况及其意图。同年6月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会议商讨对策估计蒙古还会再来进攻呼吁所有基督教人民加强防备。次年7月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其后两次被召见报告其使命。11月丞相镇海和八剌交给他们贵由汗答教皇的蒙古文诏书并逐字翻译让他们用拉丁文作了记录还交给他们一份此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