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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2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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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因而战争中的俘虏就不是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对此尚钺却认为掠夺奴隶和牲畜是汉朝对匈奴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3。何兹全也认为秦汉帝国向四方扩张疆土中俘虏是作为奴隶的俘虏以外。还半公开地掠夺边境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奴隶1。

    反对魏晋封建论的同志则认为:(一)魏晋封建论的观点是把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作了牵强的比傅。翦伯赞说:“人类历史展的规律是共同的或经历过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阶段然而这决不等于说此种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阶段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他批评尚钺的“魏晋封建论”是“用历史类比法得出来的结论”2。

    (二)汉代虽然还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但是用于社会生产主要部门——农业中的却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同时当时的奴隶已经不能随便屠杀。翦伯赞说:西汉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当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奴隶的主要来源不是战争中俘虏的外族人而是本族的破产农民;不论官私奴婢不仅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且成为主要生产者农民的负担;最后西汉的法律不是替奴隶制服务的法律。根据这些分析他认为西汉的官私奴婢只是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3。

    1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2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3、4、5期。3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实和现象》《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4期。1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2翦伯赞:《“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还是“旧的传统史学体系”的翻版?》《历史研究》196o年第3期。

    3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三)郭沫若根据《史记·平准书》中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和《汉书·食货志》所载:“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兴循而未改”的两条史料说明汉代的天子本人就是一个大地主而地方上的中小地主则都是利用贫农来从事耕作收取租税。“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租佃制是秦汉农业中一贯的生产方式。又《史记·平准书》云:“富商大贾或■财役贫”《汉书·王莽传》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郭沫若认为“■财役贫”、“分田劫假”八个字可以概括西汉的全部社会经济。“■财”的意义包含着囤积居奇大利盘剥这样来奴役贫苦的人民。“分田”是把土地分租给贫苦者而劫夺他们的剩余劳动1。

    (四)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人对于工商业中奴隶制关系的估计意见并不一致。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虽然认为奴隶用于农业生产者少但却承认用于采铜铸铁、畜牛牧马、手技作业者多。张恒寿也同意汉代的官手工业使用奴隶劳动生产的有冶铁、采矿、纺织、铸钱、造农具及其它修城、漕运种种部门2。但翦伯赞、杜金铭和杨伟立3等则认为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是少数“偶然性的”甚至是“反常”的现象。

    (五)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同志承认大土地所有制兼并小农的事实但却不同意魏晋封建论者关于小农地位和命运的分析。张恒寿认为小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并不是奴隶社会的证明。在西方古代时期小土地所有制当作支配形态的时期很短接着便展为大土地所有制的奴隶制达时期。中国从战国以后小土地所有制形态维持了相当长期的支配地位但奴隶制还没有来得及取得支配一切的地位便被地主农民对立式的封建经济占了统治地位。他说从汉代的历史看小农破产后多数是变为流庸变为奴婢的是少数。所以汉昭帝的诏书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汉书·昭帝纪》)。东汉时杜林上疏说:“其被灾民或俱死亡卒为赁佣”(《续汉书·五行志》注补引《东观记》)1。江泉也认为农民经不起地主阶级的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压榨而出卖子女的情况在历代封建社会都不乏见。我们不能把一部分小农悲惨的命运和决定小农经济破产的原因混淆起来。汉代历史表明土地越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破产小农的数量就越多他们或者沦为佃户、雇农或者被迫流亡。这说明制约小农经济展的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而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2。(六)郭沫若认为汉代政权对工商业者的打击是封建制国家要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说明汉代已经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他又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2张恒寿:《试论西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3翦伯赞:《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杜金铭:《从史料运用上略论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杨伟立、魏君弟:《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1张恒寿:《试论西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2江泉:《汉代农业中主导的生产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7月18日。说如果断定西汉是奴隶社会那么西汉的政权应该是保护奴隶主的然而恰恰相反西汉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打击工商业者一直没有间断而且有时打击得十分沉重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史记·平准书》说汉政府“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以及汉武帝施行告缗钱等史实都说明这些政策是严重打击奴隶主的所以汉代政权是封建性质的政权1。他又说:奴隶社会固有现象并非“重农抑商”而是“重农轻商”。“重农抑商”指的是政策“重农轻商”是传统习惯两者不能混淆。汉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是不容许不合法的商人任意兼并农民使农民贫困化以危害国家的基础。因此汉武帝的杨可告缗打击的是不法奸商象宁成那样的大地主便没有遭到打击可见汉代在保护地主而彻底打击商人奴隶主2。

    (七)郭沫若说从意识形态来看“汉武帝尊重儒家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之上把封建道德的上层建筑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标准的封建格局。两汉奴隶制说者在这里不自觉地碰着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承认儒家学说是封建理论而却主张西汉的生产关系还在奴隶制的阶段这岂不等于说:在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上树立了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吗?”3我们的一些看法上面我们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三个不同派别的主要论点、论据及其反对派的意见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但没有正面地阐述我们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主张。下面不揣固陋把我们的一些看法论纲式地写出来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正。(一)关于中国国家的形成问题我们认为是从成汤时期开始的。根据已经出土的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看来传说中的夏代时期在夏商两个部落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已同当时的生产关系生了矛盾并已存在着阶级差别和国家萌芽的情况下在成汤伐桀后便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1。

    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式的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她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2。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酋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酋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3。灭商后的成汤可能就是这样逐渐变成了商王朝的第一个最高统治者1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2郭沫若:《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人民日报》1957年第3月5日。3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74─75页。

    1详见拙作《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吉林师大学报》196o年第2期。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4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48页。

    的。

    由于征服者商族和被征服者夏族的社会经济在当时差不多处于同一展阶段上所以“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4继续存在几个世纪。我们知道国家和旧的氏族制度的区别先是按地域划分她的国民。如下所示在保有公社残余进入奴隶制的古代中国不是“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1而产生居民的地域划分而是“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2的情况下按地域划分了居民。这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中除了迁徙杂居外也还有象中国这样的不经迁徙也可以形成按公社组织划分居民的情形。

    (二)商灭夏以及其后的周族灭商后仍然各自聚族而居各自保持着原来的公社组织以不平等的部落联盟的形式组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

    这种公社在商代叫作“邑”。甲骨卜辞中的“邑”大体分为两类。

    一为王都之邑属于天子的都邑或叫“大邑商”或叫“天邑商”又有的叫“大邑”卜辞中称“■邑”即“兹邑”的也是王都之邑。另一类为国内族邦之邑有记其邑数者例如:“弗其■邑”(《铁》213·3)、“大方伐□■廿邑”(《粹》8o1)、“■乎告曰[■方]■(乱也)我奠四[邑]亦焚廪三”(《缀》117)“沚■告曰■土方■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鄙在古籍中有“县鄙”、“都鄙”和“边邑”诸义。这里的“鄙”字当为《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注的“鄙边邑也”《礼记·月令》注云的“鄙界上邑也。”由此我们又可知道甲骨文中的“鄙”当为都城外的居住地区是由若干“小邑”组成聚于邑之东者叫东鄙聚于邑之西者叫西鄙并且各有其田。《殷契粹编》9o7云:“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清楚地说明在商都“大邑”之外的东南西北四方也都有许多“小邑”所以商王才能关心那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才要占卜其地的“受年”与否。从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商代时期不管是王都之邑抑或邦族之邑都是由一个大邑与许多小邑聚合而成而且往往以其大邑作为公社名称的。正是因为这样卜辞中才有某一大邑被侵夺了它的■邑、廿邑、四邑、三邑、二邑等小邑的记录1。

    西周灭商后她的公社组织也是以许多邑聚居而成的。周初的《周公簋》(亦名《井侯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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