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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有一部分是由奴隶主收取全部产品供奴隶主享用这就是“籍”。奴隶还耕种着另一部分田那是由奴隶收取产品用以维持本身生活。“初税亩”就是开始对这种田也按亩收取一定数量的产品作税。这表明剥削方式和剥削量的进一步加剧但剥削的性质、生产关系的类型并没有什么变化2。魏晋封建论者王忍之对于范文澜的解释也提出了异议。他说“初税亩”下征收来的税是交给国家的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可是范文澜把税亩制作为土地公有制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的标志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即一方面把税亩制看作私有制确立的标志另一方面又说成是基于土地国有制的物品地租。在王忍之看来“初税亩”是在私有制确立之后国家对于自由民征收的一种赋税而不是什么物品地租。不能把物品地租和赋税制度混为一谈3。

　　　　（三）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隶就是西周封建论者们也承认。所以范文澜说：“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大量奴隶”4否则贵族的生活和权力将无法保持。不过他认为当时的奴隶除了使用于工商业之外主要是供贵族家内役使奴隶劳动只能说“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作用。”但是主张春秋战国奴隶社会论者们说当时贵族和富有者所占有的奴隶动辄就是千人、数千人以至万人以上。这些奴隶不但被用来作家内服役之用而且强迫他们在手工业作坊里、森林里、矿山里、田野里和江河沼泽里从事各种劳动。《春秋》三传关于俘获的记载很多。大国把小国的“民”俘获来后“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墨子·天志下》）。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往往是为了争夺奴隶。所谓“兼其室”、“取其室”、“分其室”就是夺取奴隶财产的斗争。不管是贵族或平民犯了罪要被没为奴隶；破产的人也大多被降为奴隶。这些都表明奴隶制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残余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1。主张魏晋封建说的谢德风更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来源是充足的主要有：（1）战争的俘虏如《墨子·天志下》说：“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系累而归”；（2）由破产农民变来的债务奴隶如《韩非子·六反篇》中说：“天饥岁荒嫁妻卖子”；（3）来源于罪犯的奴隶如《左传》昭公三年称：“栾、郤、胥、原降在皂4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

　　　　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

　　　　3王忍之等：《对&1t；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4王忍之等：《对&1t；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1王忍之等：《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3期。隶”；又《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贪者举以为收孥”；（4）在血缘亲属的假面具掩饰下的同族奴隶如“隶子弟”、“乡子弟”以及“赘子”、“庸人”、“庸保”、“甿隶”、“庸客”等隐蔽形式下的奴隶。据此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制还处在展时期而不能说是奴隶制的衰落时期2。

　　　　（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唐兰说郭沫若所提出的“下层克上层”的现象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与社会制度的改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矛盾的生是奴隶制国家崩溃以后的必然现象1。主张战国是奴隶社会的同志也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孙秉莹认为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时候必须经过被压迫阶级的武装斗争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但是春秋战国之际并没有生过这类事情。当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很剧烈生产关系尚能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一直是上升的。奴隶社会既没有生危机也就没有生革命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存在奴隶制崩溃与封建制形成的问题2。金景芳更认为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势力正在膨胀宗法制正在展他们不可能主动地革自己的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矛盾还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只有到了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他批评战国封建论者“把封建社会的出现看得太容易了以为只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可以顺利地到达。”“若是认为经济制度的变革在一般的条件下可以不通过革命的途径不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不通过剧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实现那显然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理论不相容而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没有本质的差别”3。

　　　　（五）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问题尚钺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他认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主要是旧氏族贵族的没落公社秩序和习惯的破坏奴隶占有制的成长家长制奴隶主贵族与新兴起的工商地主富有贵族的矛盾。在他看来墨子的“兼爱”是从原始公社相助相亲的共同体关系出反对私有制反对分配的不公平及掠夺战争。这是贫穷的小自由民对原始公社生活的回忆和幻想并不是什么“庶人”奴隶地位的提高或“解放”。老庄学派主张“小国寡民”要求回复到远古的氏族公社的思想反映了公社秩序和习惯的破坏以及奴隶占有制成长的社会现实。至于法家它代表了富有贵族的利益。他们宣扬立法不避亲贵主张旧氏族贵族在法律之前与一般自由民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的要求是新兴的富有贵族作为反对旧氏族贵族的号召争取自由民的支持而提出来的。据此尚钺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现实“恰恰是早期奴隶制向展奴隶制的过渡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生产阶段的更替”1。任继愈虽然同意郭沫若所说的先秦诸子的学说都接触到财产私有制的问题但他不同意郭沫若把春秋战国时代私有制的确立看成是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形2谢德风：《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及其性质》《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2期。1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2孙秉莹：《试论我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3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

　　　　1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成的标志他则认为它反映了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形成2。

　　　　魏晋封建说主张两汉时代仍是奴隶社会的史学家有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和日知等人。

　　　　日知对于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进行过批评。他说在郭沫若、范文澜二人的体系里奴隶制的生和展的过程是看不到的奴隶制的阶级结构是被简化了。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完全被抹煞了。日知指出：“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学者说周代的奴隶是残余其实周代的奴隶比殷代多；主张春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学者说春秋战国以至秦汉的奴隶都是残余其实自春秋至秦汉奴隶的数量不断在加多奴隶的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如果我们了解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果我们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便不得不承认周代的奴隶制比殷代展春秋以下的奴隶制又比殷周展否则奴隶在农业生产上的比重始终不及农民”1。这些评论大体上代表了一些魏晋封建论者的共同看法。

　　　　关于汉代的社会性质和古代中国如何从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问题魏晋封建论者的看法可以归纳如下：（一）春秋战国间的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展促使农村公社瓦解形成了小农农村；与此同时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家长式的奴隶制也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展的奴隶制。西汉时代官私奴婢的数量很大奴隶劳动不仅在工商业中占统治地位即在农业中也起着主导作用。奴隶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形成了三位一体操纵着社会生产。

　　　　（二）汉代的奴隶不仅可以买卖存在着广大的奴隶市场而且奴隶被任意虐杀的记载也很多。奴隶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以至武装起义迫使奴隶主阶级和奴隶主政权不得不实行让步因而从东汉开始奴隶的地位逐渐有所改善以至达到解放。

　　　　（三）在古代社会不但有奴隶制经济还有着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汉代虽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租佃制和为数众多的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但决定汉代面貌的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汉代的自耕小农就数量来说比奴隶多但由于奴隶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兼并盘剥加上专制主义国家赋税徭役的压榨他们日益破产而转化为债务奴隶。

　　　　（四）西汉时代贵族奴隶主和商人奴隶主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

　　　　商人奴隶主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不仅大事兼并农民而且损害了贵族奴隶主的利益破坏了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基础汉代政权所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汉武帝的“治缗钱”就是奴隶主阶级内部这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矛盾和斗争的表现。

　　　　（五）西汉末年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展和小农的破产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反映了奴隶制的深重危机。如何使劳动（农民）和生产资料（土地）重新结合是新的生产方式必须解决的问题。从东汉开始封建制的因2任继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反映的有关古代社会性质问题》《争鸣》1956年第2期。后来他改变了这种观点。

　　　　1日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素沿着两条线在孕育和生长：一条是自由民身份的下降一条是奴隶身份的提高。东汉的私家部曲和客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到了魏晋南北朝劳动人民的身份已经从战国秦汉时代的编户齐民、奴隶转变为依附民、部曲和客。

　　　　（六）秦汉战国时代的城市既是政治的中心又是经济的中心。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体现了奴隶制经济对小农的支配。东汉末年以后在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商品货币关系萎缩城市衰落自然经济大大加强经济生活的支配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

　　　　当然主张中国奴隶制的下限是在魏晋时代的史学家们的观点也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例如对战国以后奴隶制关系的展程度的估计上就有分歧。何兹全说：“战国到西汉中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时期小农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繁荣的一面奴隶制的展和奴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构成社会繁荣的另一面”1。王仲荦则估计得比较低他说：“由于古代中国村公社瓦解特别延滞公社残余遗留特别严重的缘故自由小农生产还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隶的劳动不能尽量代替自由人的生产劳动建筑在小农农村基址上的专制主义政权它也因此特顽固地起着箝制商人阶级——新兴奴隶主势力展的作用。从而古代中国的蓄奴形态的缓慢与不充分自从汉武帝以后也更显得有异于古典的希腊和古典的罗马社会中奴隶制那样的较迅展和较充分的繁荣”。又说：债务奴隶制的不废除是古代中国奴隶制“不能臻至奴隶展典型阶段的重要原因”2。在他看来债务奴隶制没有取消战俘奴隶就不会商品化因而战争中的俘虏就不是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对此尚钺却认为掠夺奴隶和牲畜是汉朝对匈奴战争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