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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o41页。

　　　　2廖平：《经学四变记》第5页。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o37页。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o4o、1o41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o4o、1o41页。

　　　　例并用展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流派的来龙去脉、思想主张、学说体系方法简明也较为科学。而且冯“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1这样就较好地保持了古人思想的原貌。这部书出版不久就获得行家较高的评价被誉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2。

　　　　在写作《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冯友兰充分熟悉了中国哲学史料对各家学说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于道学和宋明儒学体会尤深在写作该书下册时他已经尝试着用自己的新实在论哲学观点来论述解释宋明儒学了。这些都为他四十年代创造出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学术生涯中取得的第二大成就。该书自1937年被derkbodde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行后立即风行海外并被译成法、德、意大利、日、阿拉伯等多种文字至今仍在被多国大学引用并一版再版仍被各国视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权威、经典之作。

　　　　建国以后冯友兰在心态上把爱民族、爱国同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等同起来较为主动地进行自我批判。他写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新理学原形》、《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答谢关锋同志》等文章对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思想不断进行否定。“文革”初期他还是惨遭批斗。“批林批孔”运动掀起后冯友兰为了避祸就主动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后来又写了《论孔丘》一书大批儒学。总之在哲学上再无新的建树。

　　　　他也较为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之为准则提出了一些对他自己而言较新的观点：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为它的基础服务。它也是为阶级社会中的一定阶级服务是一定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的工具”1。

　　　　哲学史“就是哲学展的历史。。它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也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它也是为巩固它的经济基础而服务”2。哲学的展是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展紧密联系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除了提出上述哲学新观点外冯友兰此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是修订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进展甚慢。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顾说：“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3没有决定的原因在于他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哲学家即使在那段非常时期他仍保留了一些哲学上的独特创见“抽象继承法”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主张对哲学遗产进行“抽象继承”即不仅注意一个哲学命题的1金岳霖：《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部分。

　　　　2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部分。1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3页。

　　　　2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3页。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65页。

　　　　具体意义还要注意它的抽象意义“只有这样作才可以看出哲学中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如果过重于在具体意义方面看那么可继承的东西就很少了。必须两方面都加以适当的注意适当的照顾。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古代哲学思想有全面的了解”1。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以后则遭到了陈伯达、关锋的批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再次提到“抽象继承法”时说：“其实严格地说一个哲学命题不能有具体意义它应该排斥具体意义。我原来所说的具体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或是人们对于它的不同了解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所要排斥的。我原来的提法的这些不妥之处也是引起当时辩论的一个原因。”2另一方面建国后冯友兰急于转变成一个新人这使他匆匆忙忙地改变了很多过去的观点说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话其中有些他自己就没有完全信服。这样就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困难重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开始从政治向学术回归修订、出版了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在其中对自己的一些哲学观点进行了再修正。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它的方法是理论思维。它的作用是锻炼、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展人的精神境界”3。

　　　　哲学史是哲学展的历史而哲学的展总要围绕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这个定义就否定了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史之论。写哲学史则“要抓时代思潮要抓思潮的主题要说明这个主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也有了新变化共分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期。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贯穿在各个时代之中。这是它们的共性各时代都有它们的特殊的精神面貌这是它们的特殊性。”这四个时期按其主要精神面貌的不同又可分为七段。按此七段冯友兰把他的《中国哲学史》分为七册来写按七个主题讲述中国哲学。1以上是我们对冯友兰哲学生涯的大致介绍。

　　　　寻找中西文化间人类思想的共通性追寻不受时间、空间、国别民族限制的普遍真理为中国这个“旧邦”谋“新命”是冯友兰给自己确定的哲学使命。这一使命的具体内容是：一方面谋求解释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使传统文化能在日趋现代化的中国获得新的生命人文精神得以重建。冯友兰经常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来明志说明自己的志向在于使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重获新生。

　　　　他的哲学活动都在围绕“旧邦新命”的主题而进行。他早年好学深思孜孜求知是西方新实在主义“共相”理论的崇信者。旋即在中国宋明理学中现了相似的“共相”学说认识到人类的思维具有一种共同性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中年他完成了从西方哲学向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变回归创造了一种由宋儒理学而来又不同于前者的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一生事1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92—93页。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87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1这七个主题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业的顶峰。晚年他忏悔彷徨终成悲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执著于“旧邦新命”的使命努力向真正的哲学回归表现出顽强而可贵的一代哲学宗师的品格。

　　　　第四十六章张东荪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据张东荪手订《增订张氏近世考》记载张氏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1843年升泰州知州1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龢（1839—1916年）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张东荪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在父亲及长兄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19o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辨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1又说：“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曾信仰过佛教。”2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1。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19o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2因此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佛教所谓解脱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

　　　　19o6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1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下同。

　　　　2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1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2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1。但因他与梁启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2。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