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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种心怀内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

　　　　1946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当时上海报刊仅《文汇报》一家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当《文汇报》实行改革时郭帮助他们设计出7个周刊并亲自参加其中《新思潮》与《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受欢迎的报刊。1947年2月百货职工召开抵制美货、用国货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职工。当天下午郭和沈钧儒代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到警察局抗议将被捕的受伤者保出就医。1947年7月11和1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表文章以示哀悼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1o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为李、闻召开追悼会郭表讲话并在《祭李闻》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逆暴戾的种种罪行。由于在民主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进步文化人经常汇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会如进步文化人为朱德6o寿辰举行庆祝会、揭露美蒋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招待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947年下半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领导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表了许多政论和杂文向国内和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共的主张鼓励他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1948年11月他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区。1949年6月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7月由他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o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支持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1951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1952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4年他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5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1963年1o月4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1954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14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13oo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1977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9oo多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9年和196o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196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oo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1971年1o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病参加了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还抱病出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1978年6月1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6岁。

　　　　第四十三章邹韬奋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沙塘村。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1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9oo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19o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1。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1926年1o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随着时间的1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原载1949年《世界知识》第2o卷第6期见《韬奋的道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3页。

　　　　1邹韬奋：《工程师的梦想》（1936年11月1日）见《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1《我们的立场》（193o年12月13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256页。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行的新纪录”2。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o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3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