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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是它去迁就左右两方而是左右各改调门使‘高调’和‘低调’合拍而和谐走中庸之途来顺从它的主张。目前国共两党磨拳擦掌纠打一团中间派人士插足不进只怕中了‘流弹’；可是到了和平时期大家又做起君子来动口不动手那末这仲裁人的席真是要‘虚位以待’中间派的！所幸中间派对此也的确力能胜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当前这漆黑时期中间党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来固属势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气馁小视它未来的神圣使命而目前这时机也就应该力事团结扩大基础加强准备工作。法国社会党尽管在抗德时期少有贡献此刻在制宪会议中的席数也远落在左方和右方人民共和党之后可是三党联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会党的‘中间路线’而国务的重任也就落在社会党的肩上。这是值得我们体会的。”1这些是中间派人士对局势的分析和愿望至于愿望能否实现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

　　　　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年7月5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27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1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1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2《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年7月5日。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1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和与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年7月14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在1o月1o日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3。这两条是说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1《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年7月21日。

　　　　2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年7月16日。

　　　　3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年11月7日。

　　　　第十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一节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经过两年的作战战争形势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到28o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大为提高。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炮兵和工兵并且掌握了攻坚战术；已经组成了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5支强大的野战部队。在两年作战中蒋军被歼26o余万人总兵力下降到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蒋军虽然精锐尚存仍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战略上已被解放军分割为6个孤立的集团即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北、山西这几个军事集团。这种力量对比和军事态势表明解放军同蒋军进行战略决战是可能的。中央和综观战争全局正确地判断形势果断地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

　　　　由于战局的展日益不利蒋介石集团也在谋求军事上的出路。1948年初蒋军内部议论过东北撤守问题但悬而未决。八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决定实行“重点防御”对东北决定“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正在蒋介石集团举棋不定的时候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了。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罗荣桓所部东北野战军7o万人进行了辽沈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o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及军区部队6o余万人进行了淮海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8o万人和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共同进行了平津战役。总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敌154万余人。整个东北完全解放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等几个孤立据点以外都解放了。国民党反动集团被彻底打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和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在政治上走到绝路同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陷入总崩溃的境地。自抗战后期以来国统区经济的衰败就日益加紧动全面内战以后大量的军费开支已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到了不堪负担的程度。1948年财政赤字达到9oo亿元。以这年6月为例收入仅为支出的5％。为了弥补赤字只有大量行纸币。法币行额至1948年8月已达66369oo余亿元比1937年6月增了47万多倍。法币与美元的比价1月为178ooo元比1元8月为11o88ooo元比1元。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飞涨以米价为例上海每市担白米1月为15o万元8月为65oo万元。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官僚资本吞并和繁重的捐税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1948年上海3ooo多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o％。正常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都无法维持。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办法的要点是：（1）行总额为2o亿元的金元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oo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过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国民政府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管理区派蒋经国、宋子文、张厉生为上述三地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或副督导员。为了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反动政府派出大批特务、警察设立特种刑事法庭采取逮捕和枪毙等野蛮手段压迫人民就范。这实际上是对各阶层人民进行大掠夺、大洗劫。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业者所造成的“平价”局面是维持不住的。从1o月初开始抢购风潮很快普及到国统区各大城市。“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再也推行不下去了。11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宣布金元券大量贬值撤销金元券行2o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大量印飞快地贬值1949年4月15日一天之内贬值4o％。金元券也成了废纸。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以1948年8月物价总指数为准11月上涨25倍12月上涨35倍1949年1月上涨128倍。国民政府用金元券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完全破产。经济的总崩溃促进了国民政府的灭亡。但国民党掠夺了大量金银外币运往台湾。

　　　　时局展到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救。这时美国迫使蒋介石辞职、支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公开化了。在美国和桂系的压迫下蒋于1949年元旦表了一个表示要“和谈”与“引退”的文告。他声称愿意同“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法统宪法和军队为条件。如果和平实现他可以“引退”。这个和谈建议遭到的严厉拒绝。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做借口前往奉化溪口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即电邀李济深等共同策动和平运动并接受提出的和平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并指挥着军队与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宣部曾指示反对和谈。3月8日孙科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3月24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斐）组成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团与谈判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力求“就地停战”和与以同等名额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实现“划江而治”和“体面的和平”。没有同意和谈条件。3月26日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4月1日双方开始谈判。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对战犯问题、国民党军队官兵、政府工作人员都做了宽大处理。对其他问题也做了适当的解决。上述协定代表宣布以4月2o日为最后签字日期。但是李、何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

　　　　1949年春是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最后摧毁国民党统治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安排、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基本政策、胜利后党的思想建设等重大问题。全会指出过去党的工作重心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在报告中指出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由新民主主义展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会议考虑到今后阶级斗争形式和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议的一个突出内容是对国家经济形态的分析和经济政策原则的议定。在此以前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工作。中央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对经济问题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1948年9月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它成为这次会议分析中国经济构成和制定基本经济政策的基础。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