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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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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溃懦缛濉�1225年建立的陈朝继续推行崇儒政策，具体办法是从中央到地方创办儒学学校，中央称国子监，地方称府学、州学。皇帝多次到太学听讲，皇子必须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陈朝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考试科目、办法与中国大体一样，给录取者荣耀、官职及各种优待。这种做法吸引广大读书人专心于儒学，培养了有势力的儒士阶层，使儒家实力大大增长。儒家学者朱文安、黎文休、张汉超等对佛教展开激烈批判，陈朝中后期儒家取代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了统治地位。
儒学在越南的全盛时期，是后黎（公元1428—1789年）和阮朝的前期（公元1802—1884年）。黎太祖黎利上台之后，立即定律令，制礼乐，兴科举，设学校，在政治、文化、民俗等领域全面推行儒家主张。黎朝后代皇帝循此继进，崇儒之风越来越盛。崇儒的方式方法无非以上几项，但每次都做得非常彻底。皇帝不但制定崇儒法令，而且亲自执行，如到太学听讲，亲耕籍田，鼓励农桑等等。国子监和学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奖勤罚懒，赏优汰劣，引导儒生勤奋学习。科举考试内容、方式大体与中国一致，特别之处在道德担保，公元1462年颁行《保结乡试例》，规定应试者须有父母官关于他德行的担保，才准许参加考试，一切言行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不得应试。为把儒家纲常贯彻到民间，朝廷制定《教化四十七条》颁行全国，其基本内容是“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止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生以道相待，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妇人无违父子……”政府官员及儒生有义务向群众宣传《教化四十七条》，做得好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官职，对于促进儒家伦理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
16世纪以后，后黎王朝衰落，分裂为南阮、北郑两个政权，连年争战。1802年阮福映统一越南，建立阮朝。为了反对农民起义“以下犯上”与郑氏家族的分裂势力，阮氏家族很早便强调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大一统观念，统一之后继续推重儒教。首先是加强从皇子到百姓的儒学教育，严格集善堂（皇子受教处）、国子监及地方学校的规章制度。对民间的伦理教化工作也抓得很紧，朝廷的《政要目录》即提出“举贤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顺节义，以明人伦。”以及对其他种种德行的表彰办法，将儒家伦理推广到穷乡僻壤。阮朝尊孔在越南历史上也达到高峰，不但大修文庙，上尊号“至圣先师”，而且皇帝亲临文庙向孔子“神位”顶礼膜拜。黎阮两朝，培养出一大批儒学大师，如黎朝的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阮朝的郑怀德、潘清简等等，他们写了大量著作，阐释、发挥儒家思想。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些用越南喃文写的儒家伦理的通俗读物。
儒家思想在黎阮两朝达到鼎盛。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废止汉文、喃文和科举制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这样儒学与汉文化的传统被割断。但是由于两千年传统的影响，许多人心向儒学，在法国占领之后仍在学习、研究它，一些大儒写出研究专著，表达抗法复越的思想。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也同朝鲜、越南一样，很早便输入了儒家学说，并深受其影响。关于儒学传入日本，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秦始皇时代，徐福以赴东瀛采长生不老药为名，带数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随船带有儒家典籍。另一个说法则是公元285年，百济使者荐博士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千字文》。此事中日史书均有记载。当时日本正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有家族制度，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需要文字但还没有文字。《论语》一书从载体（汉字）到内容，都非常适合日本的需要。于是儒学就与汉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过在王仁到日本之后的二三百年间，儒学教学仅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进行，影响尚不普及。
公元7世纪的日本列岛上，皇权与代表氏族制度的旧贵族矛盾日益尖锐。为加强皇权，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17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之外，其他各条皆为儒家信条，主要是忠、信、仁、礼。“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12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第六条）“信是义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条）“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四条）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长期留华的对隋唐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渊请安等人帮助下实行“大化改新”，废除了旧贵族私有部民制，按唐朝的榜样，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使日本成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圣德太子执政后，特别是大化改新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学习儒家经典，搜求儒家书籍。并在首都设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推进汉文化主要是儒学教育。
在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时期（公元794—1192年）统治者虽垂青佛教，但从未放松推进儒教，他们明白精神解脱要靠佛教，但治国安民非儒术不可。除继续派留学生，进口、印制儒书，加强大学寮的管理外，特别注意将三纲五常和忠、孝、礼的观念灌输到民间，而孝是重点。孝谦天皇曾下诏说，孝是各种德行的基础和治国安民之道。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孝经》，经常背诵实行。历代天皇对孝子顺孙都给予各种奖励。日本虽无科举制度，但朝廷规定，政府官员一定要从修习仁、义、礼、智、信的人中选拔，根据其素质与程度委以官职。这种做法对儒风的振起有绝大影响，其作用不下于科举。在奈良、平安两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公元701年开始祭孔，768年尊孔子为文宣王，亲王以下百官都参加释奠，典礼过后到大学寮听讲儒经，或由天皇召博士入宫讲经。当时崇唐之风十分盛行，遣唐使、留学生仰慕盛唐文化，许多人长期留唐，游学、做官甚至娶妻生子，终身不返。回到日本的也与众不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吟唐诗，说唐话，意气扬扬，唐味十足。慕唐达到顶点之后便走向反面，有识之士提出“和魂汉才”，即借鉴中国文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而不是事事模仿。平安中期以后，停派遣唐使，努力摆脱唐风，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这并不意味儒学的停滞。相反，儒学在日本化之后得到新的发展。
1192年之后，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幕府将军实行独裁统治。将军、大名、武士组成的等级制的武士地主阶级，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和土地。他们的理论家适应当时的需要，取儒家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和佛家不念生死的思想，加工形成武士道德或武士道精神。由于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一，所以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1603年德川将军削平群雄，建立江户幕府，处理全国政务，管辖全国领地。一个中央集权的实行等级身份制的封建国家正式形成。从这时到明治维新的200多年间，称为江户时期或德川时期。这是日本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儒学高度发展的时期。这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原始儒学，也不是汉唐经学，而是朱熹的理学。
理学早在十二三世纪便传到日本，德川将军统一全国之后，认为武功已到顶点，但文治还不够，于是锐意崇儒重道。他抛弃佛教，提倡理学，重用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等理学大师，让他们讲学、著书，传播发展朱熹思想。藤原惺窝遵从朱熹的性理说，认为天地万物皆以理为本。他批评佛家思想，使日本儒学最终摆脱禅学影响，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林罗山。林罗山心悦诚服地尊信程朱，既反对佛教，也反对耶稣教，著有《排佛论》和《排耶稣论》，反映了幕府将军对佛的厌弃和对西方势力的疑惧。他还大力论证日本的神道和儒教——理学的一致，使它们更好地结合起来。经过林罗山的努力，朱子学成为德川时代的官学。他本人以大儒身份侍奉过德川家四代将军，成为幕府中重要智囊。
影响日本学术界的除朱子学以外尚有古学派、阳明学派以及水户、折衷、考据等学派，它们都表现了与朱子学不同的思想倾向。如古学派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认为唐以后儒学是伪学，代表被闲置的贵族和中小地主阶级，反对正统官学——程朱理学。阳明学派继承王阳明的良知说、明德说，认为整个世界及其秩序，乃至儒家伦理规范都是人心的产物。开始它作为传播儒学的通俗方法而存在，后来形成与朱子学对立的学派。阳明学派的一些重要学者逐渐萌发出代表市民利益的平等思想，重视实践的思想，为明治维新做了思想准备。
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政权重新回到天皇政府。日本实行明治维新，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日本的封建残余势力顽固，因此明治初年被打击的儒学，不久又受到当局的重视。天皇和文部省连连发布文件，要求在中小学中加强道德教育，其主要内容即忠孝仁义。成为日本教育指导原则的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儒家伦理规范，以为人人遵守，可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在明治朝和明治以后，祭孔活动继续进行，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开展儒学研究、儒家经典的翻译出版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才明显地衰落下去。
纵观东亚三国历史可以看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给它们带去的是文字、高度发展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以及与儒学有直接关系的先进的哲学、伦理、政治思想和统治经验，这一切对于这三个国家从野蛮到文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帮助它们建设起发达的封建社会。但是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之后，儒学的作用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它所维护的封建关系已经过时，它本身也就变得保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提倡儒家伦理，灭亡朝鲜之后在朝鲜提倡尊孔重道，以及越南吴庭艳政权的鼓吹儒教，都是在利用儒学的保守面，对抗、扼制民主、平等的新潮流。
第二节 儒学与近代欧洲
中国与欧洲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早已有交往。但真正把儒家思想传到西欧并产生影响的则是明清时代来华的传教士。17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传教士首先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利氏1582年来华，留居中国28年，接触各阶层人士，结交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官僚士大夫，对中国国情、传统思想有深刻的了解。他下苦功学习儒家经典，深知其影响既深又广，认为只有肯定儒学并把它与天主教教义结合起来，才能在中国传教。他一面用中文发表《天主实义》等书，向中国人传播用儒学论证的天主教教义，一面用拉丁文出版他译的《四书》和他写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利玛窦日记》，向欧洲介绍中国和儒学。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利氏因此得到“博学西儒”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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