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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窦日记》，向欧洲介绍中国和儒学。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利氏因此得到“博学西儒”的雅号。此后来华的传教士有增无减，其中多数人也像利氏一样，主张天主教与儒教相融合。他们既讲圣经又讲儒经，如艾儒略在福建传教多年，被当地人称为“西来孔子”。他们也大力向西方介绍儒学，传教士殷铎泽等人的《中国之哲人孔子》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后，欧洲学者普遍认为孔子是道德与政治哲学的最大学者，对儒家的赞美达到最高峰。

儒家经典经传教士和旅欧华人的迻〔yi移〕译，源源不断地在西欧各国出版，其中不仅有《五经》、《四书》，还有《通鉴纲目》、《列女传》以及一些文艺作品如《元人百曲》、《赵氏孤儿》等等，加上传教士自己写的关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书籍，在读书界、思想界造成强大声势，使各国王公贵族到普通民众都关注中国，甚至形成中国热。18世纪的法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先进的思想家们正在从各方面批判基督教和教会，启发着人们的头脑，当儒家这种非基督教思想体系出现在面前时，他们的惊喜、振奋是可想而知的。儒学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受到他们的衷心赞誉。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1778年）对孔子及其学说最为倾倒。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德治思想，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从天子到庶人都以修养道德为本，以孔子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能做到国泰民安。由于孔子思想的强大威力，征服中国的人，到头来都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征服。伏氏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开明君主制，在他心目中，中国正是开明专制的模范。中国政府把增进人民的福利当作首要的工作，人民则把政府官员看作家长。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组织是最优良的，他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伏氏对儒家只讲道德，不讲“怪力乱神”等迷信观念，十分赞赏。他说：“道德是来自神的，所以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认为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只讲道德，不讲迷信，孔子就是这样，欧洲的教会恰恰相反，只讲神学迷信不讲道德。为了宣传孔子伦理思想，他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搬上法国舞台，让法国人看到道义毕竟要战胜暴力。伏氏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赞誉孔子思想，把孔子画像挂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朝夕礼拜。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巴赫（公元1723—1789年），对孔子的德治思想也十分推崇。他在《社会的体系》一书中强调：“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向人们显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道德成为一切合于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他认为欧洲的政府一定要学中国，欧洲的基督教道德也应用儒家道德取代。另一位百科全书派学者狄德罗（公元1713—1784年）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只用理性或真理去治国平天下，令人钦佩。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公元1694—1　774年）认为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农民的劳动，是农业，而不是贸易经商。他对儒家学派的重农轻商思想十分赞赏，并且认为儒家举贤才的思想以及以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做法，比法国世袭贵族把持官场的做法要优越得多。在他的提倡鼓吹下，法王路易十五也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亲耕仪式。由于魁奈敬重孔子，宣传儒家思想，他本人被称作“欧洲孔子”。他的弟子大米拉博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重农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尔果不但阅读儒家书籍，而且与旅欧华人有密切交往，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推进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8世纪的德国思想界，也流行着孔子热、儒学热。德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公元1646—1716年）很欣赏中国的古老文化。他读过儒家经典，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关系密切。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堪称模范，帝王贤明，平民有教养，如能把这些引进欧洲，而中国引进欧洲的理论自然科学，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莱氏的数学成就之一是创立了用0和1表示所有数字的二进制数学。后来当他看到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的排列时，惊喜地认为，中国古代的伏羲氏几千年前已经懂得二进制的道理了。因为号称伏羲先天图的六十四卦次序，从坤开始每卦递增一个阳爻——，到乾卦为止，秩序井然。如果以阴爻为0—　—，阳爻——为1，那么每一卦都是一个二进制的数字，如坤为000000，乾为111111，用自然数表示分别是0和63，中间各卦分别为000001，000010……，111110，用自然数表示即1，2……62。莱氏说：“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要是我没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羲《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的罢！”莱氏的学生沃尔夫（公元1679—1754年）也是一位儒家文化的宣传者，在这方面他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不像老师那样偏爱拉丁文，而是用德语在大学里授课。1721年他在哈尔大学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儒学是关于政治、伦理的实践哲学，是由尧、舜、孔子等创立和坚持的传统观念。儒学以自然和理性为基础，与基督教的神启和信仰可以相辅相成。虽然承认两方面都是真理，都有存在的必要，但他对自然和理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德国政府认为他宣传了无神论，勒令他在48小时内离开德国，否则即处死刑。不过这种办法并没能阻止沃尔夫思想的传播，他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他的哲学在一段时间里占领了许多大学的讲坛。

儒家思想在启蒙运动盛行的西欧特别是法、德两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一个封建宗法等级制的思想体系会帮助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呢？这是因为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渴望非基督教文化，而把儒学大大地理想化了，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阐释儒学，他们抓住儒学的某些特点，向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去理解和解释，儒学便成为主张理性、博爱和道德，主张法制和开明君主制的学派，他们借用儒学的名义发挥他们的主张。因此越是热烈要求思想启蒙的人，越是热烈地颂扬儒学。法、德两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是如此。19世纪的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类似的情况，用儒家的“圣王”去解释他们的民主思想。这时的英国经过革命和妥协之后，社会秩序已经安排就绪，没有法国那样强烈的启蒙要求，所以英国人能更客观地看待儒学和中国文化。虽然在英国建有欧洲最早的孔子庙，作为欧洲“中国热”的一个反映，但那只是从建筑学上考虑，备一个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决不是尊崇儒家，实际上英国人对儒家思想是冷淡的。

19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热”、“孔子热”消歇了，代替崇敬、赞扬的是鄙视、贬抑。这时西欧的学术界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看到前辈学者的夸大和失实。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各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成，它们需要的是殖民扩张，夺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这个老大腐朽的东方帝国恰恰是它们的掠夺对象，对中国的政府、人民和传统文化鄙视乃至仇视就是非常自然的了。这时它们也还要研究中国，但目的不是发扬中国的国粹，而是找出其缺点、弱点、落后和腐朽的东西，以便打败和制服它。从学者方面说，以增进了解和友谊为学术研究目的的，不乏其人；但是从政府、财团、基金会方面说，它们拨款建立研究机构、购置图书等等，总离不开侵略与扩张的需要。不像启蒙学者对儒学和中国文化有意抬高，而是有意贬低。

第三节　儒学与工业东亚

亚洲在古代是先进的，近代却落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整个亚洲只有日本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其他各国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二战之后，日本从废墟中重新崛起，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也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发达行列，它们（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一起，形成“工业东亚”。从70年代末起，工业东亚已经是一个热门话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在研究它是如何兴起的。除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扶植如贷款、投资、提供技术设备等等之外，其内因又是什么？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儒学传统。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他把日本这种经济形式叫作“儒家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论语》加算盘，是企业经营的法宝。《论语》代表儒家伦理，算盘代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如果只注重牟利，而丢掉了仁义忠孝，是办不好企业的。这两人的提法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四小龙”，“四小龙”的经济，也是一种儒家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商品所有者的契约关系，尽管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工业东亚与西欧北美并无不同。但是在如何调节社会上特别是企业内各层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等问题上，西方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但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则在其中加上了浓郁的儒家伦理的色彩。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努力工作。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忠诚、孝顺和对年长者的义务一起，塑造了一个价值的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在社会内部调节着以权威、血缘纽带和各自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这就是说，在日本忠孝等儒家道德观念仍在起作用，它们调节着上下、亲疏、长幼的等级关系，使之达到和谐。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等级与封建时代的等级有原则区别，这里的忠孝等观念与儒家本来意义上的忠孝等也不相同，只是带有儒家伦理的色彩而已。不过正因为有这个色彩，它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就与纯行政手段不同，日本职工与欧美比较有更大的劳动积极性和更少的罢工斗争。据说这是日本工业崛起的原因之一。

在工业东亚，随着工业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