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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迎头撞上，并一起栽到桥下！　
　　于姐立时站不住了，瘫下来。曹胖子赶紧叫来一辆出租车，把她拉到车里。赶到出事的地方，两辆汽车硬撞成一堆烂铁，分不出哪是哪辆车。场面之惨烈就没法细说了，横七竖八的根本认不出人。曹胖子灵机一动，用手机拨通老闷儿小灵通的号码，居然不远处的一堆黑糊糊的血肉烂铁中响起铃声。于姐拔腿奔去，曹胖子一把拉住，说嘛也不叫于姐去看，又劝又喊又拦又拽，用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又找人帮忙才强把她拉回来。看着她这披头散发、直眉瞪眼的样子，怕她吓着孩子，将她先弄到洋货街上。谁料她一看到欢喜餐厅的牌子，发疯一样冲进去把所有砂锅全扔出来，摔得粉粉碎。她嘶哑地叫着：　
　　“是我毁了老闷儿呀，是我毁了你呀！”　
　　她的喊叫撕心裂肺，贯满了深夜里漆黑空洞的整条洋货街，直喊得满街的冰雪。　
　　曹胖子忽然跑到厨房把炖肉的大铁锅也端出来，“叭”地摔成八瓣。　
　　　
　　欢喜餐厅的门板又紧紧关上。照洋货街上的人的看法，于姐一定会带着儿子嫁给光棍曹胖子，和他一起把这人气十足的饭馆重新开张干起来。但是，事违人愿，一个月后，于姐人没露面，却叫曹胖子来把那块牌匾摘下来扔了，剩下的炊具什物全给了曹胖子。　
　　又过些日子来了一高一矮两个生脸的人，把小屋的门打开，门口挂几个自行车的瓦圈和轮胎，榔头改锥活扳子扔了一地，变成修车铺了。矮个子的修车匠说这房子花两万块钱买的。这才知道香喷喷的欢喜锅和那个勤快又热情的女人不会再出现了。　
　　有人说，她没嫁给曹胖子，是因为曹胖子有老婆，人家还有个十三岁的闺女呢；也有人说，欢喜锅搬到大胡同那边去了，为了离开这块伤心之地，也为了避人耳目。　
　　真正能见证于姐实情的还是平安街的老街坊们。于姐又回到袜子厂。据说不是她硬要回去的，而是厂里的人有人情，拉她回厂。她回厂后不再做那办公室主任，改做统计。倒不是因为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已经有人，而是她不愿意像从前那样整天跑来跑去，抛头露面。　
　　此事过去，她变了一个人。平安街的老街坊们惊奇地看到，从眼前走过的于姐不再像从前那样抬着下巴，目光四射，不时和熟人大声地打招呼。她垂下头来，手领着儿子默默而行。人们说，她这样反倒更有些女人味儿。　
　　开始都以为她死了丈夫，打击太重，一时缓不过劲儿来。后来竟发现，先前那股子阳刚气已经从她身上褪去。难道她那种昂首挺胸的样子并非与生俱来？难道是老闷儿的懦弱与衰萎，才迫使她雄赳赳地站到前台来？　
　　这些话问得好，却无人能答；若问她本人，则更难说清。人最说不好的，其实就是自己。　
　　　
　　【作者简介】冯骥才，男，浙江慈溪人，１９４２年生，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已出版有《冯骥才文集》等多种，其中篇小说《啊》、短篇小说《雕花烟斗》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神鞭》、短篇小说《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拾纸救夫》、《炮打双灯》、《市井人物》、《石头说话》、《俗世奇人》分获本刊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届百花奖。　
　　　
　　新作附记　
　　　
　　丙戌吉星高照，过年时老天终于给我几天的空白，正好了却那个旷日待久的心愿——为《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写姐妹篇。　
　　写小说成了一个心愿，不知是幸事还是悲哀。　
　　自那篇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在《上海文学》刊出，至今已有二十四年。哪有姐妹相差二十四岁？整整隔了一个时代。其实当时这抬头老婆和低头汉的形象就已经从脑袋里冒出来。大概由于我是画画的出身，对可视的形象分外敏感，常常是先有形象和画面，后有个性和冲突。可如果那时写了一定还是“文革”背景，今天写便是当代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了。　
　　虽然这姐妹两篇都是一对内心相爱的夫妻不幸和伤感的故事，都是弱者，都是反常（女高男矮和阴盛阳衰）的另类，所用的笔法也都是卓别林式的外谐内庄。但是前一篇的结尾是妻子死掉，后一篇则是失去丈夫。前一篇的人物没有姓名，后一篇有姓无名。这因为前一篇我有意不刻画性格，只让一个个场面和画面说话；后一篇我则努力使性格的逻辑推动小说。我是真正把他们作为“姐妹篇”来设计来写的。我想把它俩像虎符那样，最终合成完整的一个。　
　　是为记。　
　　（该“附记”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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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而后勇
张笑天　


　　穷光荣还差三个月届满，他在不适当的时候倒下了，不是通常人们猜测的那种倒法，他虽然窝窝囊囊，却是个手脚干净的县委书记。他得了肝癌，一发现就是晚期，肝昏迷倒在了县财政局局长室里，凌晨两点。发病的地方蹊跷，时间也令人画魂。　
　　只有同行明白，这不是年终岁尾了吗？他和财神爷躲在角落里在盘点，这一年下来，是亏是赢？GDP比上年提高了几个百分点？恐怕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四十万人口的山区小县里，没有比穷光荣更关注的了，怎样向上报，报多少，挤出多少水分，看不看左邻右舍，这可是大事，关系民生，更关系他的升迁，对于靠政绩说话的干部来说，再愚笨的人也心知肚明。　
　　可以肯定，穷光荣又因为纠缠在那些讨厌的数字里苦恼着，谁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无生命的阿拉伯数字能搭成天梯送你上云端，那些如同蠕动的虫子一样的数字啃噬着你，也能把你似锦的前程咬得百孔千疮。　
　　想起穷光荣的外号，我总是忍不住想乐。这外号起自何年何月，何人所起，无可考。但我仿佛听说，是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李永久叫苦不迭的小组发言，惹恼了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他半贬斥半开玩笑地说：你李永久永远哭穷，你唯一的本事是哭穷，怕露富。却不料李永久不急也不恼，嘻嘻地笑着回答说：谁有脂粉不往脸上拍，而往屁股上抹呀？没辙呀，真穷啊，揭不开锅了。书记便说：穷还有理？下次再来省里开会，也换件像样的衣服，别这么穷嗖嗖的，这不是穷光荣那年月了！穷光荣来得更快：这不是和戴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形象相匹配嘛。　
　　人们望着他那身灰不唧的老式中山装，还有耷拉着帽沿、油渍渍的解放帽，不禁哈哈大笑，虽无恶意，也绝不是赞美，穷光荣心里明白。　
　　　
　　从那以后，李永久别的没捞下，捞了个穷光荣的绰号，当官的这么叫，连老百姓人前背后也叫，难得的是他并不反感，嘿嘿一乐而已。　
　　穷光荣给人的印象是窝囊，用张百姓的话说，没刚性，不管什么会，他从不抢先发言，也不表功，永远甘居下游。如果领导点将，他还是嘿嘿一乐：穷县一没经验二没钱，取经、取经。　
　　照说，县太爷在方圆几千公里的山里山外，也是西山一跺脚东山头乱颤的主儿。可穷光荣生性窝囊，县里干部们恨铁不成钢，背地里说他是一摊稀屎扶不上墙，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话传到他耳朵里，他还是嘿嘿一乐了事，他不仅没有官威，似乎更是个没什么自尊的人。　
　　我也看不起他。我没同他共过事，作为邻县的县长，去年，在为期三个月的省委党校“科学发展观”学习班上同过学，那也是年终，他不怎么安心学理论，一有空就往省领导家里跑，有实权的各厅局他也不放过。　
　　难道这个不起眼的穷光荣也在“跑官”？我一直在冷眼旁观，送礼是肯定的，我却挺可怜他，都什么年月了，他竟打发县里成车地拉来鲜人参、加工好的糖参，一车一车跟胡萝卜似的！谁稀罕拿这些烂贱的玩意儿大补啊！可穷光荣一根筋，认准这一门了，其实，你真不想大把大把地甩钞票，你再穷，山里也有值钱东西呀，野山参、鹿茸、蛤蟆油、蜂王精……总还拿得出手啊。他这种窝囊废，天生愚笨，用当地老百姓的俗话说，窗户眼里递礼盒，送礼都找不着门。　
　　对他来说，病倒了其实是好事。我这倒不是咒他。就算再挺过去三个月，难道他还能升任地级市的副厅级职位吗？除非组织部长眼瞎。他在这个穷得当当响的“国家级”贫困县里一扎窝就是十二年，四年副县长，四年副书记，又是四年一把手，算是干到头了，不出大乱子已是他的福分，他别的能耐没有，倒是挺善于保持“不败纪录”，十二年贫困县的帽子钉邦铁牢地戴着，脸不红，心不跳，他好像从来没想摘掉的意思，他照例一本正经地哭穷，见人就叫苦。　
　　在我的印象中，穷光荣不是个有贪欲的人，但也肯定是个没作为的人，老守田园，过去农村里嘲笑他这种人，通常用这样的话：上炕认识老婆，下地认识一双鞋。　
　　躺在病床上的穷光荣根本不会知道，我已经奉命来接替他的职位了。我升迁的风吹了大半年了，我却万万没想到，我来接穷光荣的班！我光荣得起来吗？　
　　我暂时住进和大车店差不多的县招待所，据说还是伪满洲国协和会的房子，青砖黑瓦的平房，要说变化也不是没有，煤炉子变成了暖气。说实在的，在当今，这样的县招待所可以当文物了。再困难，也不至于连脸面也不顾啊。我听餐厅的上灶师傅说，盖新宾馆的图纸都画了好几茬儿了，也不是没钱，穷光荣书记不让盖，所有的图纸都锁进了他的卷柜里。连上灶师傅都看透了穷光荣的小心眼儿：怕露富！　
　　我竟要到这个穷掉底的地方“履新”来了！我老婆倒挺会开导我，穷地方好哇！穷到份了，你稍加努力，就显出政绩了，这叫“水落石出”法。虽然比不上水涨船高好，毕竟也算自我安慰吧。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已琢磨了好几天了，想提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团结、拼搏、高效、务实，走向世界……已经没有新鲜感了。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来了灵感，我想起了“知耻而后勇”这句现成的话，对，就把这五个字悬挂在县委大楼正面，成为激励全县人民的口号。这也未尝不是对前任的一个无言的矫正，不思进取，到处哭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正是这个贫穷县永远受穷的原因所在。　
　　我决定带上一篮水果去病房探视穷光荣。　
　　当然，他不是我见的第一个人。到任后，我先找了财政局长，想摸清家底。看看这个超级贫困县会不会比我想象的还要穷。穷，不可怕，我最怕的是窟窿，这是官场的行话，所谓窟窿，就是风光无限的前任为造政绩，猛贷款，猛搞标志性建筑、形象工程，寅年吃尽卯年的粮，管他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反正各项经济指标的箭头都是直线飚升，后任到了，叫苦不迭，却又有苦说不出，岂能把指标再掉下来？只好继续瘦驴拉硬屎，让数字继续攀升。　
　　穷光荣挺够朋友，本级财政不但没出窟窿，反而有一笔数目不小的存余。惊讶之余，我明白了，这与穷光荣的本性吻合，小农意识，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