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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仕通创始人
彼得森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在1985年与Stephen　A。　Schwarzman（中文名苏世民）共同创建的百仕通集团（The　Blackstone　Group）。当时他们两人合用一个秘书，总共资产才40万美元。今非昔比，现在的百仕通早已经成为全方位的全球投资公司，旗下管理的资产在2009年6月30日达到935亿美元。2007年6月百仕通集团在纽约成功上市，彼得森随即成为拥有十几亿美元的富翁。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10亿美元的决定：他决定捐献10亿美元创建彼得森基金会（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一年后，他从百仕通共同主席的位置（CoChairman）退休。
彼得森不但在资本市场驰骋近60年，在政界和思想界也非常活跃。1972年，他才46岁就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商务部部长。尼克松辞职后，他重返商界，成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主席和首席执行官（197377）。1981年他在华盛顿创建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主任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的领导下，这个研究所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思想政策智库，不少政府智囊都是从那里出来的。2006年这个研究所为表彰彼得森的贡献，改名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从1985年到2007年，彼得森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从2000年到2004年，他任美联储纽约分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近年来，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空腹跑步：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如何践踏我们的未来，美国人要如何应对》（Running　on　Empty：　How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are　Bankrupting　Our　Future　and　What　Americans　can　do　About　It），《灰色的黎明：新时代的波澜会如何变革美国和世界》（Gray　Dawn：　How　the　ing　Age　Wave　Will　Transform　America　　and　the　World），和《美国会在变老之前长大吗？》（Will　America　Grow　Up　Before　It　Grows　Old？）。2006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
这样一位成就显赫的人士却成长在美国中部纳布拉斯卡州（Nebraska）的一个希腊移民家庭。1934年他才8岁，就开始在他父亲开的餐馆里收钱。他父亲开了25年的餐馆，没有一天关门休息。彼得森说，他父亲的工作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24－7的工作”（每天24小时，一周7天）。他回忆，他父亲永远在工作，在储蓄，把省下的钱寄给希腊的亲戚。他记得，他小时候想要一辆新自行车，他父亲回答，“你现在的自行车还可以再骑两年。”　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努力工作和勤俭节约的作风。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北大学获学士学位，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获硕士，然后步入商界。从一个希腊移民家庭走进纽约和华盛顿，驰骋政商两界的过程是他的自传《美国梦想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　American　Dreamer）的主要内容。
三大挑战
彼得森在演讲中指出了美国人不可回避的三大挑战。
第一，美国政府的福利待遇项目（entitlement　programs）不可持续。他主要指社会保障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的赤字。他说，这个基金的名字名不符实，它既不能被信任，也没有基金，只有一大堆隐性债务。他没有展开说明原因（关于美国社保基金的运作和现状，详见《哈佛笔记》第57和58节《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
第二，美国的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中的巨额外部赤字（external　debt）不能持续；　这些赤字可能会在几年之内使美元巨跌（hard　landing），造成危机。彼得森虽然通过资本市场成为亿万富翁，但他承认，他不是那些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专家。他担心持有大量美元的国家一旦反对美国的某种对外政策，有可能以抛售美元来要挟美国改变外交政策。他还担心外国人对美元的信心不能持续，“我们有这么多的债务，我们到哪里才能融集这么多的钱呢？如果外国要我们大幅度提高利率，否则不愿意借给我们钱，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期利率节节升高，经济节节衰退，美元直线下跌呢？”他指出保持美国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注重研发（R&D），二是提高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教育水平。
他相信市场经济的活力。他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代表尼克松政府与苏联代表谈判时的情景：“当时所有人都告诉我苏联如何强大，是个超级大国（super　power）。我不相信，坚持用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得出结论。我到苏联访问时看到的是计划经济的失灵。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高级仪器设备，但是没有人保管，没有人爱护，甚至没有人使用，就放在那儿浪费。为什么？因为财产都不是自己的，即使有利润，他们个人也没有好处；他们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样的体制怎么能和我们匹敌呢？”
第三，美国公共医疗费用（Medicare和Medicaid）的增长没有节制，严重拖累政府财政预算，迅速增加公共债务（public　debt）。彼得森没有展开解释（具体情况参见《哈佛笔记》第75节《美国医疗体制现状》和第76节《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思路》）。彼得森说，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这个体系没有预算的限制――医护人员按照提供服务的程序收费，他们的动机是，不管医疗效果怎么样，检查的程序越多越好。病人也没有动机考虑成本，反正有国家报销，没有上限。所以公共医疗的费用是个无底洞，预计没有资金支持的债务（unfunded　liabilities）高达38万亿美元。彼得森说，目前对奥巴马的医疗体制改革最乐观的估计是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但是那些已经累计的赤字怎么办呢？
彼得森显得忧心忡忡——把所有的债务加在一起，美国真正的债务高达56万4千亿美元（56。4　trillion　dollars，根据某种计算），平均每个美国人要承担18万4千美元。“我们欠的债比我们拥有的财富还多。要使这些债务持续，美国经济必须以双位数增长。这是美国正常增长速度的四到五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债务不可能持续。他指出，美国人的问题就是贪婪，总想拥有的越多越好，不知足；而且美国人急切，不耐心，不作计划，现在就要消费，不管不顾；美国人不为将来着想，不想如何还债，只顾现在消费（“we　want　it　all；　we　want　it　now；　and　we　don’t　want　to　pay　for　it。”）。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彼得森担心美国会变成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潜在的债务危机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他出资建立研究所、基金会，就是要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努力改变现状。目前美国有不少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各种推迟缴税的名目（tax　deferred　schemes），但是只有富人大量运用这些政策，真正应该增加储蓄的穷人很少利用这些政策（详见《哈佛笔记》第53和54节《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彼得森说，新加坡就强制储蓄，但没有点明美国是否应该效仿新加坡。他还说，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有很多，但问题是缺少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总统的领导（presidential　leadership）和跨党派的合作（bipartisanship）。他问，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另一个危机才能聚集足够的政治意愿，才能采取行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说，美国的问题就是没有行动（missing　in　action）。彼得森还引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经说过的话，“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If　you　have　no　alternative；　you　have　no　problem）。　彼得森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行动起来。
在讲演伊始，彼得森就说，他不但没有个人魅力，而且他的个人魅力是负值（negative　charisma）。但是他丰富的阅历和一些巧妙的引语还是让听众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无论他的数据是否准确，他的担心有无必要（反对者声音见《哈佛笔记》第73节《库珀：美国大量举债问题不大》和第71节《库珀：美元地位无可动摇》），　彼得森与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乔治·索罗斯都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关心公共事务的情怀（public　minded）（详见《哈佛笔记》第79节《索罗斯对话桑德尔》）。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宏观的忧国忧民的崇高道德，而是对子孙后代未来的珍重和关切，真诚地关心美国的长期经济走势，并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尽其所能，改进现状。■
【哈佛笔记83】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积极意义
2010年03月16日　14：27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达文思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他的观点不乏反对者
编者按：　
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大会已于去年12月结束。对于气候大会的意义，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期和判断。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种看法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主管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文思（Robert　N。　Stavins）代表前者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代表后者。本期《哈佛笔记》先介绍斯达文思的观点。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16日发自美国剑桥）2009年11月17日中午，斯达文思就后《京都议定书》（postKyoto　Protocol）的气候变化问题在哈佛大学发表公开讲演。　斯达文思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他的研究领域覆盖环境经济学的方方面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策手段；行政命令的效益研究，行政命令对竞争力的影响；控制污染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固碳技术的成本；评价保护环境的好处等等。他是《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评论》的共同主编（CoEditor　of　the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并担任多种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学术顾问。他领导的哈佛国际气候变化协议项目（Harvard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意在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提供客观的技术信息参考和咨询。
他说，“环境经济学”这个名词在有些人眼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关于环境问题的，就不会经济；如果是关于经济学的，就不会涉及环境问题。其实，在治理环境过程中会用到很多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框架，因为我们要用最经济实惠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解决环境问题（详见《哈佛笔记》第50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最近几年，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一个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