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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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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车子——我们叫它“马儿”的，性能好得教人对它感激涕零。它从来不在沙漠中赖皮。无论怎么样的路况，总也很合作的飞驰过去。
就算是四个轮子都陷在沙里了，我们铺上木板，加上毯子，用力一发动，白马就勇敢的跳出来。马儿吃的汽油少，而且从不生病。
到了后来，沙漠的强风，夹带着沙子，天天吹打着驾驶人要看路的那块玻璃。将玻璃打成毛沙的了。
“白马眼睛毛啦！”我对先生说。
那时候我们已经住在没有沙尘的岛上了。
也舍不得换那片玻璃，将它当成了一场美丽生活的回忆。我们就在岛上迷迷糊糊的开着它，直到有一天，邻居说要买一辆旧车给大儿子去开。他，看中了我们的。
我舍不得，虽然开出的价格十分引诱人。
“换啦！”荷西说。我看看他，不讲话。
“都那么多公里了，还不换，以后再也没有人出这种价格了。”
我终于答应了，看了一辆新车，又是白色的。那时候，正是失业的开始，我们居然很乐观的去换了一辆车。
当那个买主来牵他的马儿时，我将这匹带给我们夫妇巨大幸福的好马，里里外外都清洁了一遍。它走的时候，我跑到屋子里去，不想看它离开。
没过几天，撒哈拉的汽车牌照被新主人换成加纳利岛上的了。我急急的往邻居车库中跑，怕他将旧牌照丢掉。“拿去吧！我没有丢。”邻居说。
我抱着车牌回来，将它擦了一遍，然后挂在车房里。
这两三年来，那种属于我们第一匹马儿的汽车也开始进口台湾了。我特地跑去看了一看车型，走出来时，发觉自己站在台湾的土地上，那种“恍如一梦”的感触，很深、也很迷茫。
特别注意那种进口车的广告——写得不够引人。我心里默想，这个进口商怎么那么不明白，在中国，第一个用这种车子去跑沙漠的人就是我。厂商找了些不相干的人去打广告，有什么说服力呢？
而他们，是不会看见这篇文章的——因为生意人不看书的占大多数。所以，我就不把这种好性能、好本事、好耐力的汽车名字讲出来。
乡愁
二十年前出国的时候，一个女友交在我手中三只扎成一团的牛铃。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什么人看重乡土的东西。还记得，当年的台北也没有成衣卖。要衣服穿，就得去洋裁店。拿着剪好的料子，坐在小板凳上翻那一本本美国杂志，看中了的款式，就请裁缝给做，而钮扣，也得自己去城里配。那是一个相当崇洋的时代，也因为，那时台湾有的东西不多。当我接过照片左方的那一串牛铃时，问女友哪里弄来的，她说是乡下拿来的东西，要我带着它走。摇摇那串铃，它们响得并不清脆，好似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一碰它们，就咯咯的响上那么一会儿。
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把它带了许多年，搁在箱子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丈夫发觉了这串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形，将这三个铃，穿在钥匙圈上，从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居住的地区一向风大，那些铃啊，不停的乱响，听着只觉吵闹。不如没风的地方，偶尔有风吹来，细细碎碎的洒下一些音符，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
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比咳嗽还要难听，就只有挂着当装饰，并不去听它们。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奈及利亚，在那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当时，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赖帐不给，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心疼丈夫，反面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那一阵，两个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后常常抱头痛哭，不知前途在哪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
这个故事，写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说中去，好像集在《温柔的夜》这本书里，在此不再重复了。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来，给了我照片右方那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我坐在帐子里，接过这双铃，也不想去摇它们，只是漠漠然。
丈夫对我说：“听听它们有多好，你听——。”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那一声微小的铃声，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一丝又一丝余音，绕着心房打转。方要没了，丈夫又轻轻一晃，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入谷的神音，听着、听着，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将胸口那堵住的墙给化了。
这两只铃铛，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个奈及利亚工人换来的，用一把牛骨柄的刀。
丈夫没有什么东西，除了那把不离身的刀子。唯一心爱的宝贝，为了使妻子快乐，换取了那副铃。那是一把好刀，那是两只天下最神秘的铜铃。
有一年，我回台湾来教书，一个学生拿了一大把铜铃来叫我挑。我微笑着一个一个试，最后挑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之后，把那两只奈及利亚的铜铃和这一只中国铃，用红线穿在一起。每当深夜回家的时候，门一开就会轻轻碰到它们。我的家，虽然归去时没有灯火迎接，却有了声音，而那声音里，唱的是：“我爱着你。”
至于左边那一串被女友当成乡愁给我的三个铜铃，而今的土产、礼品店，正有大批新新的在卖。而我的乡愁，经过了万水千山之后，却觉得，它们来自四面八方，那份沧桑，能不能只用这片脚踏的泥土就可以弥补，倒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还是锁住了
之一
这张图上的手环在右边，环上写着“居家平安”，也可以念成“安平家居”、“平家居安”和“家居安平”。特别喜欢有文字刻着的饰物，更喜欢这只手镯。是作家徐讦先生的女儿尹白送给我的。常常想念这一对父女，尹白现在旧金山，许多年不见了，只是她给的话，总在环上。
又是两个中国锁，紧邻手环旁边那只是作家农妇孙淡宁女士在香港机场挂在我颈上的，锁用红线扎着。几年后线断了。后来西班牙二哥夏米叶去加纳利岛上看我，我叫他用这个锁再穿一串项链出来，那时我的先生已逝，我们坐在黄昏的海滩上穿珠子，轻轻的说着往事和再也听不厌的有关他们兄弟之间的童年琐事。穿穿拆拆弄出了这条锁链，二哥给我戴上，第二天他就坐船走了。这条链子也是不常戴的，可是锁进很多东西，包括穿珠子时落日照耀在大海上的余晖还有我们说过的话。
之二
在香港的一间古饰店里，看到三串银锁。我看中的那串在现在图片里靠近那串三角形细银链的旁边。
它是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的，想看，店员小姐开了柜子放在我手中，价格也就看清楚了。对我来说，花太多的钱去买一样心爱的东西只为着给自己欣赏，是舍不得的——除非它不贵。可惜它是贵的。但是我口袋里也不是没有钱。我把玩了一会儿，谢了店内小姐，转去看另一个柜窗，当时便买下了两片彩陶包银片的坠子，就是照片中后来用细银链穿成三角形的那两块小东西。银链是意大利的。回过来再说这条锁项链，中间刻着“长命百岁”的这串。
买好了小东西，心中仍然牵挂它，想在离去之前再看一眼才走，可是它偏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店内另有两位西方太太，我猜这一转身，锁是被她们买去了。问店员小姐，她说：“卖掉罗！”
当天陪我上街的是两位香港的好朋友，倪匡与金庸的太太。
听到锁卖了，我的脸上大概露出了一丝怅然，虽然并没有打算买的。那时金庸的太太笑出来了，也跟着说：“卖掉罗！”倪匡太太也在笑，我也不懂。
逛街后我回旅馆，下车时ＭＡＹ交给我一个小口袋，回房打开来一看，呀，我看的锁就躺在里面，那一霎的滋味真是复杂。很感激她们对我的友爱，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真是高兴由这种方式下得来的意外惊喜。
以后常常戴它，如果有人问，就说是金庸太太ＭＡＹ用这种法子买给我的，它的里面又加上了其他的含意，十分珍爱它，也常常想念这两位好朋友。
小丁神父的女人
我的好朋友丁松青神父和我之间是无话不谈的。我什么都跟他讲。
在台湾，保存我秘密最多的人，大概就算他了。他是神父，我对他讲话，算做告解的一种，他必须为我保密的。其实说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过一些红尘心事而已。偶尔见面一次，讲个够，就再见。这一再见，可以三五月不通消息，一年半载都不见了。
照片上的女人——裸女，是神父在《刹那时光》那本书中的生活背景下做出来的雕塑。那时，他——我喊他巴瑞，正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念艺术。课堂中他必须要学雕塑和油画。
等到巴瑞学成归来——他的第二故乡台湾时，我们见过一次面，他拿出许多作品的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座圣母马利亚的塑像被他做得纯净极了，我一直怪他不把实品带回台湾来，巴瑞说那太重了，没法子带的啦。在那一大堆照片中，并没有这座裸女。
那次我们在清泉见面不久，就轮到我去美国了，也是去加州。当然，特为去了一次圣地亚哥，去探望丁妈妈。
在那次探亲的最后一天，丁妈妈说，孩子有信来，说有一件雕塑被指定送给了我，可以带走。
我跟着丁妈妈走过一面一面挂满了画的墙，一直走到巴瑞的房间去，他的雕塑都放在一起。
“ＥＣＨＯ，你还是快把这个裸体女人拿走吧，人家来看了，知道是巴瑞做的，我就窘得不得了，真是难堪。”丁妈妈说这话时把双手捧住脸。又在大窘。
我的小行李袋中装不下这座塑像，丁妈妈找出了好大一个长形的尼龙背包，我们用旧布把她当心的包扎好，就由我右肩背着去上飞机。
去机场时，是巴瑞的墨西哥朋友法兰西斯用车来载我的。当他看见我把那么沉重的一个大袋子抱上车时，他立即问丁妈妈：“ＥＣＨＯ拿去的是什么？”丁妈妈平平淡淡的讲：“巴瑞送给她一件雕塑。”
在那一秒钟里，法兰西斯愣了一下，只这么电光石火的一愣，我立刻感觉到了他的意外和吃惊，除了这些之外，我晓得他心里很有些不自在。就那么一下，我们突然有了距离。
我心里想：这明明是巴瑞指定要送给我的，法兰西斯你干什么不痛快呢？
丁妈妈和我几乎也在同时，交换了一个眼神，妈妈真不含糊，她立即明白了法兰西斯和我之间那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我们三个笑笑的，装成没事一般。
没几个星期，我回到了台湾。塑像太重了，被留在朋友家。又过了没两个月，再度飞去美国，去了半年，重返台湾，塑像因为必须用手抱回来，当时我身体情况不好，抱不动她。巴瑞好像有些失望，他只问了一次塑像的事，我答应他，第三次去美国时一定会跟回来的，我一直保证他。
有一天巴瑞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加州洛杉矶那边有位美国神父来台湾，可以替我去朋友家拿塑像，一路抱过来。我说：“那他怎么过海关呢？一个神父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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