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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需要工作，我不养病。”可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你现在是“右派”家属，你没有提要求的权利了。

　　　　马静芬回到了昆明。没有了生活来源，褚时健留下的几百元钱花不了多长时间。她到处找工作，落脚在了一个街道的编织组。编织组计件拿收入，织一支毛线有3毛钱手工费。一个人一天最多织三支线，交了管理费，每天能挣几毛钱，满打满算，一个月有八九元收入。褚时健在农场，每月有22。8元的生活费，扣除7元伙食费，留三四元零花，剩下的全部寄给她。马静芬就用这点儿钱安排女儿、母亲和自己的生活。后来，她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一份像样点儿的工作，在毛巾厂当收发。可没干多久，她就发现有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还有一预“右派”家属的“帽子”，她感到心里异常沉重。

　　　　“找他去，既然是他的妻子，就和他一起面对，不管怎样，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她写信给褚时健，要带着孩子到元江，和他一起生活。

　　　　褚时健在离队部三四里外的半山上种地、烤酒、榨糖，借住在傣族农民的土屋里。他无法想象，妻子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活。他劝马静芬不要来，理由很简单：“条件太差了，天气又热，你过不惯。”马静芬回答：“不管有多苦，一家人能在一起，我愿意。而且那里都是‘右派’，好歹没人歧视。”

　　　　1960年，马静芬带着女儿投奔褚时健来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褚时健还没有资格和家属同住。他只能搬着铺盖卷回到山下的工棚，把马静芬和女儿留在了半山。农场不养闲人，马静芬既然来到农场，就是农场的员工，农场每月给她12元工资，要她喂养四十多头猪。当猪倌，这是马静芬这个在他人眼中是纤弱敏感的资产阶级小姐从来没有想过的。

　　　　马静芬牢牢记住了这样几件事：

　　　　一天，褚时健到队里开会，没有上山来，她哄着孩子睡觉，相伴的是盏昏黄的油灯。突然，一样东西“啪”地打在蚊帐上。拨开帐子，她看见一条锄把儿粗的花蛇，盘栖在屋顶木檩上。她吓个半死，心头打战，欲逃无路，怔怔地紧抱孩子坐在床上，直等到丈夫天亮回来。谁知道他回来一听，说：“不怕，等它吃老鼠，明天再说。”

　　　　又有一次，褚时健进山砍竹子，一走一个星期。正值雨季，天漏了一般淅淅沥沥地雨下个不停。破屋不耐连天雨，地上到处流淌着小河，屋里屋外一样湿。下山打饭要走一大段山路，抱着孩子寸步难行。马静芬让女儿待在家里等，可孩子害怕，死死抱着妈妈的腿。她一巴掌甩过去，女儿的鼻子里流出的是血，母亲心头流出的是痛。

　　　　半夜，要到碾坊关闸停水。他不在，这就成了她的事。夜黑黑的，山风带着啸音缠绕林中。马静芬硬着头皮提着马灯摸到碾坊关闸，每次都吓出一身冷汗。

　　　　***：怎么活下去

　　　　马静芬记忆深刻的这几件事，褚时健早就没有印象了。他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活下去。当时，饿死人已经不是稀罕事儿了。中国由“***”转到了***，史称“******”，全国多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得水肿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时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红光农场也不能幸免，1960年，全场职工吃了半年稀饭，很多人得了水肿，大人孩子都处在饥饿状态。

　　　　“妻子孩子都来了，我不能让她们饿死。”褚时健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他细细盘算，自己一个月工资22。8元，妻子12元，两个人是34。8元，三个人吃饭，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费，总共24元，还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销，生活起来很紧张。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比别人还是幸运些。他知道，妻子执意从昆明跑过来当山民，是怕他一个人挺不过去。既然来了，他就有责任让妻子孩子过得好点儿。

　　　　褚时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开外就是红河，每天出工都要经过。望着滔滔江水，褚时健常常想起故乡的那条江。

　　　　一天，褚时健翻腾自己带下来的破木箱，不知怎的，从一堆破烂中翻出了十多个钓钩，这是当年在玉溪钓鱼时留下的。他如获至宝，连声说：“天无绝人之路，有这个我就不发愁了。”

　　　　有钩没有线，他把线衣拆了一件，两口子一起扭线。天黑后，褚时健到江边去下钓钩，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跑去看看战果，好家伙，钩住了四五条长长的鱼。褚时健对妻子说：“这个买卖好整嘛！拿得来鱼，我们就有了一条出路。”

　　　　此后，他差不多天天去钓鱼。晚上下钩，天不亮就取回鱼养在小水沟里，傍晚煮鱼汤喝。他说：“那个时候，人要千很重的活计，只有稀饭充饥，那么多人得水肿病，我们家一个都没有得，想想真要感谢鱼呢。”

　　　　农场的“右派”和劳改犯不一样，工作范围划定了，节假曰可以到县城里去走走，买东西，赶集。

　　　　褚映群这孩子在苦难中长大，懂事，从不对父母提什么要求，只有元江城里那两毛钱一杯的甜水，是她进城一趟唯一想着的东西。褚时健的预算里，每次都留两毛，这也是他唯一能给女儿的。

　　　　有一次到县城，碰上卖三块五一斤的高级糖。所谓高级糖，就是有糖纸包着的奶糖。这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是个稀罕物，买糖的队伍排了很长。映群再也走不动了，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糖块。

　　　　褚时健告诉女儿：“那个糖有什么好，粘在牙齿上揪都揪不断。”

　　　　可映群就是不肯走。两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队。就在队伍里，两人还在犹豫，褚时健对妻子说：“这要喝两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马静芬看看女儿那渴望的眼神，不忍从队伍里出来。最后，两口子下了狠心，给女儿买了一次糖，这是褚映群那些年得到的“最高级的礼物”。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动力

　　　　在劳改农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干活儿。当时农场的一千多名“右派”，都幻想能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早日“摘帽”的资格，褚时健也不例外。正是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一个人干几样工作，顶好几个劳力。

　　　　1960年，元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从上游林区冲下来的泥沙中，裹挟着许多原木。这些木头最长的有十多米，直径大约三四十厘米。褚时健领着他的组员来到江边，他打算下水捞木头。这时的元江水面比平时宽了十多米，湍急的水流打着漩儿，溅起的波浪都是红色的，水声大得说话都听不见。远远看去，峡谷里的江流就像一条翻腾的红龙。大家伙儿都被暴怒的江流惊呆了。在这种江水里捞木头，这想法实在太疯狂了。

　　　　可褚时健太想要这些木头了，副业组烤酒、榨糖、搭工棚都需要木材。他深信自己的水性，他让别人在江边接应，自己一人下到江里。从上午九、十点钟一商到下午，连午饭都没有吃，褚时健拖出了十多根原木，累得头晕眼花。

　　　　“一直到下午四点，又饿又累，我已经上岸了。这个时候，一根大木头漂了下来，有十来米长，四五十厘米粗。我告诉我们副业组的两个人，我下去拖出这根就走。我推着木头向江边游，离岸还有20多米的时候，我发现不好了，江水开始打漩儿，我当时全身的力气消耗完了，只有放弃木头了，心想快点儿游出来。”可是这时，褚时健已经被木头带进了漩涡。江边人们的呼喊，他已经听不见了。褚时健说：“人哪，有时候家庭情感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我看着出不来了，脑子里浮现出她们两个。我最过意不去的事情，就是把她们丢在这儿，我死了不要紧，她们今后日子怎么过？一想到这个，我突然有力量了，水流刚把我冲到一块岩石上，我一把抓住了石头，水头就折过去了。如果没有这一秒的灵光一现，我肯定出不来了。”

　　　　半个小时后，褚时健才摇摇晃晃地从滩上爬了起来。这一幕，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他说：“我这一生，好几次遇着要死的坎儿，最后关头，还是对家人的牵挂让我选择了生。”

　　　　有些人喜欢承诺，因为有人看重承诺。马静芬说：“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承诺，但我清楚，这个男人是个可靠的人。同样，我也没有给过他什么承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不靠这个，就凭相互的信任，托付一生。”

　　　　2013年10月19日，褚时健回忆起那些年月，说：“我们那个地方环境苦，但景色很美，最困难的三年，就靠我下河钓鱼，靠全家人上山采野菜、挖竹笋，一直坚持到1961年。按人家的说法，这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后来，我们全家到电影院观看电影《天云山传奇》，那晚，全家人都哭了。”

　　　　畜牧场副场长：饿肚子的高山牧马人

　　　　1961年，褚时健终于等到了“摘帽”的消息。这一年，全国的几十万“右派”中，已有十多万人先后摘了“帽”。

　　　　虽然对自己怎么当上的“右派”心存疑问，但褚时健仍然渴望着“摘帽”的这一天。可当这一天到来时，他发现，生活从1958年12月拐了弯之后，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轨道。这是一条单行道，没有回程车。

　　　　不过，他的境况还是有了些变化，他被任命为新平县畜牧场副场长。

　　　　褚时健一家离开了红光农场，走进了磨盘山中。

　　　　磨盘山因山顶平坦，形似磨盘而得名。那是杜鹃花开满山间的时候。火树杜鹃顶着一团团花朵，远观如簇簇燃烧的火把。山顶风大，草场上遍布鹅蕾和淡蓝的色彩，整个山谷美不胜收。当年，褚时健和老伴就在这里当牧马人。

　　　　现在，如果从新平县到磨盘山，路上可以看到醒目的标牌：磨盘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可当年褚时健举家搬迁时，这里人迹罕至，偌大的高山草场，只有畜牧场一个单位。

　　　　畜牧场有七十多名员工，养着几百只高加索绵羊，还有荷兰奶牛和二十多匹高加索马。别看草场面积大，但地势高峻，风势凛冽，牧草谈不上丰茂。县里每年给牧场分配40万斤草料，远不够牛羊吃饱。褚时健说：“那个时候，人没粮食，饿得瘦条条的，牛羊吃不饱，不起膘，和人一样，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脂肪。”他迫切地想改变畜牧场的现状，把周围的沟沟坎坎、大小山头都跑遍了，也没想出好办法。他不明白，条件不具备，凭什么要引进这些遥远地方来的牲畜？

　　　　畜牧场几十号人，在如此空茫的山中，几近于无踪无迹。风干物燥，磨盘山年年山火不断，山上大大小小的野生动物也对农场的牛羊形成了威胁。上级给牧场配发了枪支，褚时健扛上枪，巡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马静芬终于回到了本行，在山村小学当上了教师。这个热爱大自然、钟情花花革草的女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已经丧失了爱美的能力，当年的浪漫情怀被一点点从心中挤出，剩下的只有“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地活着。1992年，她担任云南省插花协会会长，一件取名为《欢乐的火把节》的插花作品获得了全国大奖，那是用云南山地满山遍野的火把果为主材设计的。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磨盘山留在她心中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