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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o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1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1《明史》卷三o四《萧敬传》。

　　　　2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3《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1《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1“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2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31《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2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3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第三节弘治中兴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4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1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嘉兴盗起”。但是这所谓的“盗”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4《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支持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1。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1《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2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o户增至1o1oo279户至十四年（15o1）更增至1o4o8831户十七年（15o4）达1o5o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o2o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o1o5835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