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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国子学大德十一年（13o7）武宗即位。虞集为国子助教。任职后即“以师道自任申国学之成法本圣贤之遗书通雅俗以性情”使国子诸生俱获其益。他馆之士闻其名也多相率请益为师。

　　　　至大四年（1311）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为元仁宗。元仁宗欲以儒术治国遂兴国子监先后拜刘赓、吴澄为国子祭酒、国子司业。虞集也升为国子博士。时吴澄倡“为学以尊德性为本”之说虞集亦言“惟学务修德勿以利禄使之进”。遂为朝中所非议甚至有“吴澄为6学非国学不可为国子师”之谤（《道园学古录》卷四四、四五）。皇庆元年（1312）吴澄投檄辞去。不久虞集也因力赞其说朝中谤甚孤立不可留。皇庆二年乃以病免留京师数月以私塾为业。

　　　　四朝文学名臣延祐元年（1314）虞集又回任太常博士。时拜住方为太常院使每问礼器祭仪等虞集皆尽心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实及古今因革治乱之迹。拜住遂雅重虞集更信儒者可用。延祐四年迁承事郎集贤修撰并主大都乡试。时朝中议论学校之治集谓“今学校之弊在于师道不立”“今1虞集：《欧阳元公待制潇湘八景图跋》《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以求之”。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再“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如此则师道得立。虞集之议诸朝臣称是。

　　　　延祐五年春元仁宗欲再起吴澄为集贤直学士乃遣虞集召吴澄于临川。吴澄因病不能行虞集遂返京师。六年虞集又拜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秩正五品。元仁宗尝叹曰：“儒者皆用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七年元英宗硕德八剌继立欲大有为于天下用拜住为丞相。拜住用贤俊力荐虞集可大用。时虞集因服父忧归江西。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趋朝。三年八月受召与袁桷、马祖常同趋上都。八月五日南坡政变元英宗、拜住被铁失等弑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试礼部进士虞集为考官。他认为国家科举取士科目以程朱经注为主其目的为“一道德、同风俗”而“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是年迁国子司业。泰定帝恢复经筵制度虞集受命讲授经筵为汉文进读。见润泽之际“陈圣学未易尽其要”“指时务尤难于极其情”每为反复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辞达其意而不止。泰定帝见其气貌温和敷对恺切赐以中统钞五十锭。自此常从行讲经。泰定二年自国子司业上秘书少监。四年再考试礼部又拜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诏同修国史。五月赴上都经筵。因讲罢议论京师恃东南海运竭民力事。集与同列蒙古讲读阿鲁威学士协同上奏言治理之法当为“宽远民、因地利”即以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沃野、滩地“用浙人耕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并主张减轻赋税“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他认为若能行之“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论后元顺帝海口万户之设即宗此说。时朝中议之有臣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因而未能实行。

　　　　致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职兼经筵官进阶奉政大夫后又兼国子祭酒。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动兵变迎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儿为帝。九月图帖睦儿在大都即位是为元文宗虞集为作即位诏。文宗在潜邸时已知集以文辞知名即位后命仍兼经筵官。集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文宗婉言相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不令其去。天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学士院集被除为奎章阁侍书学士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职位。他侍从文宗于奎章阁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1。时关中大饥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数百里无人迹。文宗问以对策虞1欧阳玄：《送虞德修序》《圭斋集》卷八。

　　　　集认为大灾之余当重新振作应“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并趁机求借一郡相试左右大臣言虞集此举是欲辞去文宗遂罢其议。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职事繁难于同时兼领求免此职文宗以奎章阁事最为切要特免祭酒之职。又求免同修国史之职不允。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虞集趋上都奉命写即位诏。

　　　　至顺元年（133o）初廷试进士虞集为读卷官。二月文宗诏命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撰《经世大典》以虞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又特命燕铁木儿总监其事。虞集以“入侍燕间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与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辞职。文宗谕谓：所以立奎章阁是“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乳母夫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子并召令忽都鲁都儿迷失、阿嶙帖木儿书其事于蒙古国书《脱卜赤颜》上以虞集书诏播告天下。1秋赵世延因病告归虞集遂领《经世大典》总裁官之职并兼修治典事。至顺二年五月一日《经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上进文宗后集乃以目疾求解职文宗不允。集又上章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御史中丞赵世安也为集请：“虞集久居京师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医药他日后诏用未晚也。”文宗终不令其去并迁怒于赵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

　　　　至顺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讲学士余如故。八月文宗崩。十月宁宗懿璘质班立。十一月宁宗崩。四年朝臣在上都议立顺帝妥欢贴睦尔有人言及书诏事虞集遂谢病归临川。有终隐之志乃在旧居处筑室每日以讨论旧学、咏诗读书引宾客、门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间为乐。元统二年（1334）顺帝遣使召虞集还朝因疾作不能行。后至元六年（134o）顺帝诏撤文宗庙。有人又以虞集诏书事告于顺帝顺帝不悦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1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总裁终因老病、目疾难以前行而止。至正八年病卒。赠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虞集在当时文学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时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仅被视为为皇权利益服务的词臣而已。虞1虞集书“顺帝非明宗子诏”事见《元史·虞集传》根据《元史·文宗纪》卷三四至顺元年（133o）八月文宗大驾才至京师御史台臣即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是以知这之前（在上都时）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故虞集书诏事当取在至顺元年。

　　　　1据《续资治通鉴》卷二o八《元纪·二十六·考异》云：“《元史·虞集传》以顺帝‘此我家事’之言系于元统二年按其时尚未追理文宗旧诏也。盖《元史》连书之失之限断今酌于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谓顺帝撤去文宗庙主。并逮当时草诏者。瞿宗吉《归田诗话》云：集已谢病在家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则以文宗亲改稿呈上。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即脱脱亦为之言得释然两目由是丧明。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恶集者为之也。使文宗当日果有亲改诏书是为御笔改定其稿当藏之禁中岂得为集所藏留为他日地步耶？”所见甚是。另从虞集诗文来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临川且目未丧明。

　　　　集亦知晓上层政治斗争的险恶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顾问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在文宗朝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尽管虞集小心谨慎但还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谓的“知遇之隆”而被许多人所嫉妒。一日虞集受命草封营都王制贵臣阿荣、巎巎因平素嫉集乃传谬言令集制封营国公制。虞集完稿丞相来索取现其误问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为即请重新易稿以进。后始终不言此事故人皆以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处世上亦讲求孝友。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遗孤集抚育如己子。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库输赋京师亏损数千缗虞集乃尽力借贷代为偿还无难色。其交友以“尚德”为准则2。遇“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而对“权门显赫则未尝有所附丽”。归老后虞集家贫然“平时居口未尝言贫”1常受到邻里乡亲、故友门生的接济于其求碑跋、墓铭有求必应然却未尝苟作。尝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后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铭并以中统钞五百锭为赠虞集不许而罢。

　　　　文章学术虞集于经学博洽精深在其著文立说之间每言6子、朱子“皆为圣人之道互相明”2。与吴澄、郑玉等人一样无门户之见。其为文好“穷拯本原研精探微”其诗赋亦是“质而不惺华而不靡”被时人列为“元诗四大家”之。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为其幼子翁归与门人李本于至正元年（134o）所整理编辑。

　　　　子四人长子安民知吉州路安福州；幼子翁归业进士。门生弟子著名者：苏天爵、王守成等。交游最厚者：袁桷、范椁、陈旅等。

　　　　2虞集：《跋山谷书萧济夫墓志后》《道园学古录》卷四o。

　　　　1赵汸：《跋刘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图诗序》《东山存稿》卷五。

　　　　2虞集：《吴澄行状》《道园学古录》卷四四。

　　　　第五节苏天爵仕历与政绩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o）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1。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2。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