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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6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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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5关于元代以来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符拉基米尔佐夫持“急剧衰退”论(《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二编《中期(14—17世纪)蒙古人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度的兴盛》第一章《中期的蒙古人及其经济》刘荣焌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社会史室1978年)此说得到中外学者的支持但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而后者似乎多从兴办屯田、展工商业与强化畜牧业管理的角度予以阐畜牧业本身的展似未得史料的充分佐证相反史料更多反映了畜牧业衰退的趋势。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判断“展”与否不应片面牧地的分布蒙元时代的牧场、牧地的范围呈明显扩大的趋势。除大漠南北(包括窝阔台子阔端以西凉府为中心的“分子”)外牧地以比较大的规模向南北推进。牧地扩大的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皇帝和各大斡耳朵等名义下广建十四道官牧场。按其大体方位属于大漠南北的牧地有:“折连怯呆儿等处”1含千户十九个百户一个和其他牧地五处;“玉你伯牙等处”(从上都西北往南至张家口一带)2百户八个另有十处牧地。漠北中部两道自东向西:“斡斤川等处”千户六个另有四处牧地;“阿察脱不罕等处”共十一处牧地3。漠北至上都附近、陕西一道:“哈剌木连等处”4共十五处牧地。漠北怯绿连、斡难河至内蒙中部一道5:“阿剌忽马乞等处”百户七个另有四处牧地。贝加尔湖东西之地一道:“火里秃麻”地。甘肃境内一道:“甘州等处”共十二处牧地。此外河北北部有京津地区的“左手永平(治今河北卢龙)等处”(含七处牧地)和“右手固安州等处”6(含四处牧地)。“芦州”牧场(“芦”似应作“庐”在今安徽合肥地区)山东境内有“益都”牧场。云、贵有“亦奚不薛”牧场。南韩境内有“高丽耽罗”(指今南韩济州岛)牧场。大漠南北的官牧场均拥有多处牧地这些牧地都不集中成片而是散处各地;并且每一道牧场的牧地散布的地域比较广阔分布于原有的封地之间。并且往北新辟了火里秃麻牧场向南又在农耕区增置了一些牧场。

    国有牧场牧养的牲畜有马、牛、驼、骡、羊以马为主。马匹“或千百或三五十”为群左股烙有官印号“大印子马”。从夏到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返回本牧场。元廷于九、十月差太仆寺官往各处点视所产之驹烙上官印。各地牲口数造蒙、回、汉字文册存档、上报“其总数盖不可知也”。牧人称哈赤、哈剌赤“父子相承任事”设千户、百户管领。另有昔宝赤、火你赤等怯薛职官掌管牧场。如有三马病死牧人必须赔偿大局限于史料;并且我们总不能这样推论牧区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而无助于畜牧业的展。1折连怯呆儿即折连川在今吉林通辽市东北。各道牧场包含的地名一时多难考订这里仅从各道牧场中选出可以指出今地者以概见每道的大致范围和走向。

    2其中桃山(太师月赤察儿所在桃山分出地)应在今张家口西北。

    3两道均于怯鲁连置有牧地后一道有“成(称)海后”牧地。

    4内“军脑儿地”在乌兰巴托东南面“云内州(治今内蒙土默特左旗西北)地”与“察罕脑儿地”(今内蒙太仆寺旗东南、上都附近)在内蒙“开成路黑水河地”应在今陕西周原南面。而“玉龙■彻地”似指今内蒙二连浩特附近的玉龙栈而非中亚境内的玉龙杰赤。

    5阿剌忽马乞在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北。

    6内“青州”疑有误当作“清州”治今河北青县。

    牝马一匹死二匹偿二岁马一匹死一匹偿牝羊一只“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泰定年间还为皇家特需的黑玉面、赤花、赤玉面等“有毛色之马”(号“异样马”)“别赐牧地自为一群”。

    元代一批宗王南下进驻各地是牧地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宗王们一般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围猎场所其中便包含一定数量的牧地。宗王们可分为军事出镇和因故留驻两种类型前者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分封一般以各自的投下分地为基点分镇陕甘、云南、吐蕃、河西、江淮、漠北、辽东等要害地区(辖区往往有所变动)其中除去分镇漠北等地的宗王外南下的主要有安西王(驻京兆)、云南王和梁王(镇云南)、西平王(镇吐蕃)、镇南王(镇江淮)、威顺王(镇武昌)、宣靖王(镇益都)、宣让王(镇庐州)等。另有几名曾被放逐的宗王:仁宗分镇怀州文宗先后被安置在海南、金陵、江陵顺帝被安置在桂林。据《大元马政记》载陕西行省“无牧地”至元三十年曾为所拘刷马匹的交纳地点请示元廷答复是:“先有成言与阿难答(即安西王)。”同书记载江淮地区拘刷到的马匹按例交镇南王而云南的贡马也往往就地拨给云南王1。可见镇王一般都在辖地内置有牧地有的还采取种种手段大幅度扩充牧地2。

    少数宗王因种种原因一度留驻位下分地较著名的有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大王(驻管州治今山西静乐县)、贵由后人大名王(驻大名)、窝阔台后王小薛大王(驻汴梁等地)、别里古台后王霍历极(驻恩州治今山东恩城)等这些宗王同样保留原有的游猎风俗他们的牧地多数由朝廷颁赐并且“诸藩牧马地民不敢犯”。以小薛大王为例他的分地原在睢州(治今河南睢县)至元二十八年朝廷特赐潞州一带作为他的牧地3。搠只哈撒儿后人八不沙大王也是留驻宗王拥有包括牧地在内的“营盘地土”一万一千余顷4。值得一提的是诸王、公主、驸马多数留驻蒙古本土而遥领征服地区的分地但他们往往派遣“随营诸色户计”“前来随处看守庄子放牧头匹”5因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为数众多的分地特别在中原、华北的广大地域内的分地中散布着许多贵族的牧地。

    驿站也拥有牧地。据马可·波罗记述驿站站马一半应役一半留牧地牧养以一月为周期互相取代1。因而在有条件地带置有不得“侵冒”1《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2详袁桷:《郑公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元吏》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

    3《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六《潞州学田记》。

    4《通制条格》卷二八《扰民》;《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5《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至元八年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官员户计》。1《马可波罗行记》中册第2卷第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并见《剌木学本第2卷第2o章之异本”(注戊)。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马匹一般由站户分散饲养在牧区和农牧交汇的“牧马草地”2的情况应该比较普遍。

    以上列举了蒙元时代牧地形成的几个主要成因从中可约略看出全国牧地的分布状况而这种状况又与畜牧业的展水平基本一致即与各地牲畜的多寡基本一致。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方、西北地区自不待言;江南地区“养马者少”所以牧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从《大元马政记》记载的“和市”及“拘刷”数额综合考察(“和市”、“拘刷”的对象不仅是汉地民户更主要的是诸王、贵戚乃至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的官员、军士和站户)以马为主要标志的畜产品的数量最多的是腹里地区其中河北有大都、兴和、真定、河间、保定、大名、广平、顺德、永平诸地山东有益都、般阳、济南、泰安、东平、济宁、德州、淄莱、曹州、东昌、恩州、濮州、宁海、冠州、高唐诸地山西有冀宁、晋宁、大同诸地。河南行省有汴梁、卫辉、淮东、荆湖北道、汝宁、安丰、泸州、南阳、安庆、德安、归德等地。辽阳、陕西、湖广则次于上述地区。

    畜牧业的影响及其衰败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蒙元时代影响深广。从文献和文艺作品反映的情况看畜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被当作“准折”财产的重要依据政府亦将“多养牸牛、母羊”作为劝农桑、正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广泛号召“各县乡有宜畜牧去处”的“有力之家”“随时牧放如法栅圈”1因而寺院、官僚、地主甚至一般百姓比较普遍地从事牲畜的牧养从而为农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它虽是一个统治民族的优势但其规划与展又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体现出来。

    先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以官营和贵族经营为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后元廷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牧区的条件但仅限于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弥补畜牧业的不足而没有象重视农桑那样从展经济角度着眼于农业与畜牧业的优势互补全面组织规划畜牧业的展当然更不可能注重生产关系的改善。忽必烈统治后期卢世荣看到了当时的供求矛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这就是用官方财力在上都、隆兴等路组织币、帛到牧区贸易羊马选蒙古人牧养收取皮、毛、筋、角、酪酥等物给牧人二分区设置牧地的条件无疑更好一些。

    2如“大同东胜州之吴滦永兴马牛三驿”就置有“牧马草地”(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1王结:《善俗要义》之四《育牝■》见《吏学指南》(外三种)《元代史料丛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王结是元中期大臣大德年间曾任典牧太监仁宗即位时出为顺德路总管官止于翰林之职。元政府将他的这篇著述往各地予以推广。

    官取八分;“马以供军兴羊以充赐予”(《元史·卢世荣传》)。卢世荣这一设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承包方式将牲畜交给牧民放养从而使之摆脱对贵族的隶属关系2。这样元廷所必需的牲畜就有了可靠源。显然卢世荣的计划并未得到推行终元一代“军兴”与“赐予”这两项最大的畜产品支出是采取消极手段即通过大规模所谓的“和市”、“拘刷”等方式去实现的。官营与贵族经营畜牧业不但没有为元廷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还给农耕区带来了很大的骚扰与破坏。在征服中原前后由于生活和军马饲养的需要部队及其随营团体(奥鲁营)大量废耕田为牧地一些贵族与军将还乘势抢占、扩充牧地。后来随着大批军队的退出和统治的稳定这种势头在忽必烈时期得到遏制1并且元廷又多次颁布退还耕地的法令原先在农耕区的牧地呈现缩小的趋势2但如上文所述中原、华北地区仍然分布着一批牧场这些牧场由特权阶层经营并伴随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在抚州(即隆兴府治今河北张北)、宣德(治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今河北赤城县北云州)、兴州(治今河北滦平西)、松州(治今辽宁赤峰市西南)和固安等农牧交汇区一线每年定期有官马、官驼前来放养(马从夏至冬驼自九月初到次年四月)。中原、华北地区牧地的马匹则随时纵放、散逸在广大农田之间因而牲畜“嚼食桑枣果木诸树”、“侵扰居民蹂践禾稼”3的事件不胜枚举而无法禁止。政府和诸王马驼有时还直接摊派民户饲养;国有马匹的饲料每年“征诸内地”造成“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的局面又给内地带来极大的骚扰1。其次是政局与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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