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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都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元代从6路和海路入华的回回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回回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5。与从6路入华的回回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现了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1。在其他地方也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惟此类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到了清净寺内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a1…is1a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amin？ima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a11i）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2均3《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页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2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3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页179注2。4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辑1992年。

　　　　5见《泉州宗教石刻》页21。

　　　　1参见《泉州宗教石刻》页1—26。

　　　　2吴鉴：《重修清净寺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4。

　　　　为阿拉伯语的音译与沿6路入华的回回人习用波斯语明显有异。泉州的“圣友之寺”在建筑上表现出明显的大马士革风格与中国境内众多的汉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第四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聂思脱里教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3。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4。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o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1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2。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3。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1。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3《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4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1见《石墨镌华》卷六。

　　　　2erke’un波斯语拼写形式作arka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ar…kha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3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1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2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3。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4。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5。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netie1）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1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2。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3。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2《景教研究》页894。

　　　　3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页178注。

　　　　4《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5《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1《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5。东胜原书作ka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认为此处之k系t之讹。

　　　　2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3至元四年二月“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从等户外诏遣官佥平阳、太原人为军”。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net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1。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2。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3。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4。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1。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2。

　　　　1《出使蒙古记》页224—227。

　　　　2同上书页232—233。

　　　　3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4《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2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

　　　　天主教与东正教元代罗马天主教与中国已有接触。蒙古西征远达东欧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法国国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的政府。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着。蒙古西征中所掳回的战俘、军队、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亚、东欧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他们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不过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聂思脱里教派。

　　　　1294年孟特·戈维诺等人受教廷派遣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努力活动使罗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