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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5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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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以来，在沙俄政府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学者不断地深入蒙古和中亚各地进行多方面调查，出了大量对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如普尔日瓦尔斯基、格鲁姆格济迈洛、彼甫佐夫、波塔宁、克列门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后，这种调查仍继续进行。因此，他们对蒙古、中亚地区古代遗迹和文献的发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学者。对蒙元史研究来说，除上世纪末和林城的发现外，最有意义的就是907至909年柯兹洛夫考察队在额济纳沙漠中发现了黑水城废墟，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及元代文书和其他遗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废城》至92年，柯氏又率领考察队进行了纵贯蒙古的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诺颜乌拉匈奴墓葬的发现外，在南杭爱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卫亲军所建之“宣威军”城，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对黑水城的第二次发掘也有不少新发现（有《923—92年蒙古旅行日记》，949）。
948至949年，考古学家吉谢列夫领导苏蒙联合考古队对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孙和蒙古国都和林城进行考古发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区、建筑物布局，特别是万安宫遗址情况。957至9年，他又率队考察、发掘了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北岸、希尔希尔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兑河旁的元代宫殿遗址。希尔希尔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数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后王（齐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兑宫殿也应属于他家。同时，苏联考古学者还在图瓦自治共和国发现数处蒙元时代古城或居民点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其中，乌鲁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汉式房屋等遗址一百多处，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遗迹，吉谢列夫认为应即元代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的驻所——益兰州城；此外，克穆齐克河旁的废墟可能与元代谦谦州有关。上述这些考古成果，由吉谢列夫主持合编为《古代蒙古城市》一书（95），非常有用。
953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苏联史纲》的—3世纪卷，其中对蒙古西征有很详细的叙述，系由中世纪史专家帕舒托等人撰写。95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个人专著《俄罗斯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十三世纪）》，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罗斯，还包括中亚地区。蒙古史专家莎斯齐娜以研究十七世纪俄蒙关系史著名，但她也从事蒙古文历史文献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沙拉图吉（黄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957），9年出版的马列英（拉丁语专家）《卡尔平尼行记》和《卢勃鲁克行记》俄译本的补注本（957），《中世纪蒙古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载于《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970），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973）等。
著名藏学家、蒙古学家列里赫（。roerih，902—90）曾就读伦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学，师从列维、马伯乐、米诺尔斯基诸大家，通晓梵、巴利、波斯、藏、蒙、汉等语言，从930年滞留印度到957年归国，主持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藏学研究，论著甚富，涉及蒙、藏语言、历史、宗教诸方面。有关蒙元论文有《蒙古时代的阿兰军》（《著作集》，97），《3、4世纪的蒙藏关系》（《西藏学会学报》，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后，苏联研究蒙元史的学者不多，其中成绩最著者为蒙库耶夫他的汉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汉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开始于钻研两部宋人出使蒙古的报告《黑鞑事略》（载《东方学问题》90年第五期）和《关于lt；蒙鞑备录gt；与lt；黑鞑事略gt；——3世纪中国旅行家关于古代蒙古的记载》（载《中国——日本历史与语言学》年，他以《有关3世纪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汉文史料的翻译和研究》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其后继续发表《3—4世纪蒙古史的主要汉文史料》（载《东方诸国的现代学》第卷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译与研究，95），《蒙鞑备录》俄文译注本（975）。专题研究论文有《论3世纪前半期最初几个蒙古汗在中国政策上的两种倾向》（载《布里雅特综合科学研究所集刊》第8辑，92），《论3—4世纪蒙古牧民的经营方式》（同上第辑，95），《3—4世纪蒙古和中国经济状况问题》（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辑，95），《黑水城发现之两件蒙文印件残片》（载《蒙古研究》，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博洛甫柯娃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红巾军起义与朱元璋的兴起》（《亚非人民》9年第2期），《红巾军起义最初阶段的郭子兴—朱元璋集团》（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93），《论4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970）等。其专著有《中国的红巾军起义》（97）。
克恰诺夫是著名的西夏史专家，对蒙夏关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有深入的研究，除专著《唐兀国史纲》（98）外，还撰有《关于成吉思汗征服后唐兀人历史命运的几点看法》（《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辑，95）、《蒙夏战争和西夏的灭亡》（《鞑靼—蒙古在亚洲和欧洲》，970）等篇论文。此外，他还著有《lt；元史gt；中关于3世纪吉利吉思移民的记载》（《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93），《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977）。
维克托罗娃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阶级》（副博士论文，9）、《古代蒙古游牧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卷，98）、《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年，中国学者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某些苏联学者也有反映，发表了迈斯基写的《论成吉思汗》（《历史问题》9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苏联历史》92年第5期）等文。970年，苏联出了一部名为《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论文集，所收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与成吉思汗》（桑达格撰），《南宋的灭亡》（斯维思托诺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国东北统治的建立》（麦里柯夫撰）、《3—4世纪中国蒙古诸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杜曼撰）等。耶果罗夫的专著《3—4世纪金帐汗国历史地理》（莫斯科，985）利用了大量俄国编年史及考古资料，其历史简述第一部分终于忙哥帖木儿，第二部分至400年。此书主要内容是城市发展研究，分为六个时期。此外还论述了政府机构和军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遗址的细目，极为有用。
德国十九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夏德格鲁伯奥托·弗兰克（ottofrae，83—94）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国的汉学（含满、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格伦威德尔（。gruedel）和勒柯克（。vodeleoq）在吐鲁鲁等地考察的丰富收获也对德国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世纪上半叶，继承前人事业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贡献的学者，首推海尼士（erihhaeish，880…9）。
海尼士受业于格鲁伯和夏德，通汉、满、蒙、藏语。904年，他以博士论文《汉文版lt；蒙古源流gt；与蒙古原文的比较》奠定了后来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接着，他在中国武昌、长沙担任军校教官共7年，并继续其汉学研究。二十年代以后，历任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其间，除在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方面陆续有著述外，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特别是《元朝秘史》。93年，开始著《关于lt；元朝秘史gt；的研究》。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这项研究课题，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的复原（937）；第二卷为《元朝秘史词典》（939。每词均列出其见于各节的不同语法形式和释义，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为德文译注本（94）。此外，还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词汇、语法特点以及复原问题的论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还有《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载《大亚细亚》第9卷，933），《蒙古统治时代中国寺庙的赋税优惠权》（940。其第二部分为八思巴字碑铭），《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942），《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法国国王腓力的信》（《东方》第2辑，949。序论、译写、翻译和注释），《两个王朝的灭亡232—233年与38—370年目击者的报告》（99，为《录大梁事》与《北巡私记》的摘译，briht编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rathevsy，899—99）是著名蒙元史专家，三十年代就以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为学界所推崇。他先从海尼士学习汉、蒙、满语，924年入法国东方语学校，次年入巴黎大学，成为伯希和的学生。在伯氏指导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译、注，和一篇长达99页的论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绪论”），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四种在巴黎出版，伯希和为之作序。此书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优秀著作之一。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蒙、汉语讲座，并任所长，继续从事蒙元史研究，先后发表《蒙古大汗与佛教》（《亚洲研究》，954），《元代中国立法中的蒙古处罚法制》（《中国——阿尔泰研究》，9），《论中国立法的蒙古影响》（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论文，93），《失吉忽秃忽》（《中亚杂志》，95），《关于蒙元时的“投下”一词》（《蒙古研究论集》，9），《室韦是蒙古人吗？》（《汉学论集》，9），《中国大汗宫廷的蒙古祭礼》（《蒙古研究》史、祭祀志》摘译并详细注释），《忽必烈》（《世界史名人传》，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难问题》（国际阿尔泰研究学会论文，974）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学生合编的《元代史学术语字典》（医学部分高龄时，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与事业》，于983年出版。此书被学界推崇为迄今最优秀的一部成吉思汗传记。
施普勒主要从事伊利汗国史和金帐汗国史研究。伊利汗国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尔）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体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939年出版，955年修订再版），分别对政治史（大蒙古国前四汗及历代伊利汗）、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各大区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赋税、外交、法律、军事组织、公共设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阐述，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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