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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5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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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94）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944）。此外，他的《远东史》（929）和《中国史》（942、943、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94）；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95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945）和《元史卷一○八诸王表》译注（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quet合译，95）；《成吉思汗》（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97）。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953）、《谦河札记》（同上，95）、《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90）、《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970）、《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970）等多篇。
奥班夫人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90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发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58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974年发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0—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
让·理查德（jeari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949），《3、4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卷，95），《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9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973）等多篇论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
前苏联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首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符氏904至909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92至93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9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90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930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927年发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发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934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发，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蒙古学家柯津（o3nh，879—95）的蒙元史研究论文有《关于蒙古诸伊利汗外交文件译释问题》（《苏联科学院通讯》，第七期，935）、《有关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诗传说片断》（《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20卷第期，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元朝秘史》汉字音写原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94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写水平不高。专门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赞诺夫斯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为《蒙古诸部习惯法》，原载《亚洲通报》5、52（923，924），后合刊为单行本（哈尔滨，929）。此书收集了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克利齐书等各种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条文，以及后代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资料，极便参阅。他的有关论文还有《中国法对蒙古法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93）、《元代的蒙古法与中国法》（93）、《古代蒙古文化与法律对俄国文化与法律的影响》（同上）、《成吉思汗大札撒》（《哈尔滨法学院学报》0，938）等篇。
苏联学者的蒙元时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帐汗国史方面，研究的问题大体承袭沙俄时代传统，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帐汗的诏敕和钱币、古遗址发掘、俄罗斯编年史的有关记载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对俄罗期的影响等。本世纪初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为维谢洛夫斯基其论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邻萨莱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907。古里斯坦为金帐汗国铸造钱币的重要地方）、《有关金帐汗颁赐俄罗斯僧侣之诏敕的一些考释》（909）、《金帐汗国史札记》（9）等。革命后续有新作。沙俄时代已开始进行的金帐汗国都城萨莱（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两城）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文献资料相对贫乏的金帐汗国史研究是极有力的促进。940年，纳索诺夫（的专著《鞑靼人与俄罗斯》（蒙古统治俄罗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据俄罗斯编年史资料，并利用了译成俄文的东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库鲍夫斯基（和格列哥夫合著了一部“3—4世纪术赤兀鲁思形成和兴盛期的历史纲要”，题为《金帐汗国》（937年初版，94年再版）。雅库鲍夫斯基先后就学于彼得堡大学历史系（93年毕业）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924年毕业），深受巴托尔德的影响。他是造诣很高的中世纪中亚史、西亚史专家和考古学家，曾主持昔格纳黑、玉龙杰赤等古城的发掘。他撰写的这两个废城的考古报告（分别载929和930年的国立物质文化研究所《通讯》和《通报》）以及《别儿哥萨莱手工业的起源问题》（同上《通讯》，93）、《东方封建制度——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932）等论著，都表现了他善于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研究。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金帐汗国》一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第三篇《金帐汗国的衰亡》，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余大钧汉译本作《兴衰史》）。952年，此书获斯大林奖金。此外，他有关蒙元史的著述还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乱》（《东方研究所丛刊》，93）、《—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述》（载《俄国东方学史纲要》，953）等篇。
93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订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译注本。由杰出的伊朗学家罗马斯凯维哥（omckeвnh）主持其事，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班子，分工进行。在此以前出过的各种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该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为底本，取伦敦、巴黎、德黑兰、列宁格勒及东方学研究所五种抄本参校，质量自然能超过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编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据以译成俄文。鉴于当时此书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诸汗纪除卡特麦尔刊布的旭烈兀纪外都没有刊本，工作就先从此卷开始。由于注释工作难度极大，准备在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另出单独的注释卷，原文校本和译本都只脚注重要的异文。此卷原文由阿里札德（лn3дc）校编，经罗马斯凯维哥审订，交阿伦德斯（pehд）译为俄文，于939年完成。因战争影响，该译本到94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则迟至957年才面世（与译本合刊）。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译注本分两册出版。第一分册（ehoв）；第二分册（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由斯米尔诺娃译注，汉学家潘克福（参加了注释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罗马斯凯维哥、赫塔古罗夫和阿里札德校勘的第一分册（9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纪）的俄文译注本（译者维尔霍夫斯基他与潘克福合注）于9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札德校勘的太宗窝阔台合罕纪部分（980）。第一、二卷的注释，利用了一些汉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许多名称和语词的解释有参考价值，但一般都比较简单。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因而有不少处采取了讹误的写法，可以订正而未能订正，译本亦从之而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这部集校本和译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苏联学者对蒙元史研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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