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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5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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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园学古录》的版本有明景泰七年(45)郑达、黄江翻元刊本,常用的《四部丛刊》初编本即据此本影印。

    《道园类稿》50卷,是虞集传世5种文稿之一,刊刻于《道园学古录》之后。至正六年(34),当时任职于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的虞集门人刘沙剌班,以所流传的《道园学古录》“字画差小、遗逸尚多”为由,责成临川郡学重新刊印,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三部分中的篇目混合,按碑、铭、序记、题跋、应制等文体重新分卷,而删除方外稿,总成50卷,是为《道园类稿》。欧阳玄为其作了序。

    尽管删除了方外稿,但对于元史研究者来说,《道园类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不次于《道园学古录》。首先,《道园类稿》按类编次,分类清晰,在篇目安排上优于《道园学古录》,其次,从史料内容来看,《道园类稿》总共300多篇诗文中,《道园学古录》所未收的多达443篇,其中重要的碑铭、序记、题跋等文字达4篇,就史料价值而言,《道园类稿》和《道园学古录》是相辅相成、并存不废的。关于《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湾学者刘元珠曾作过专门的论述。

    《道园类稿》自元至正六年初刊以来,即属罕见的古籍。在重刊的次数和流通方面都不及《道园学古录》。清乾隆间敕修《四库全书》时,《道园类稿》虽经地方官进呈,但却未被采用。现存版本有元抚州路儒学本,北京图书馆馆藏,不全,卷十七至二十配清抄本。南京图书馆馆藏册清抄本附补遗一卷陈琦、李昌隆、黎久序。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初复刊元抚州路儒刘元珠《lt;道园类稿gt;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食货月刊》,第卷第、2期合刊。学刊本,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刊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五、六辑中。

    《至正集》8卷,许有壬(287—34)撰。有壬,延祐二年进士,自仁宗至顺帝诸朝历任内外职近五十年,顺帝时官至中书左丞,为元后期名臣,《元史》有传。其文章、词赋均臻上乘,与欧阳玄齐名,为时人所重。本集系在世时其门生所编,似未刊刻,流传不广,《元史》本传亦不详其卷数。现存明、清抄本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皆8卷,《四库全书》即据抄本收录。宣统三年聊城邹道沂始用家藏抄本石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将此本影印收入。有诗词赋33卷,序记4卷,碑志2卷,公移4卷,其余为题跋、赞、颂等文。碑志多载重要人物及官署,公移22篇皆建言时政,尤以英宗时所上《风宪十事》、泰定初所上《正始十事》议论剀切,涉及当时诸多重要政事。

    许有壬又有自编《圭塘小稿》3卷(圭塘为其所居安阳别墅名),别集2卷(其弟有孚编),续集卷(五世孙颙编),附录卷。多有《至正集》未收诗文,如《怯烈公(镇海)神道碑》等重要碑志。

    第二章蒙、藏、回鹘文资料第一节蒙古文资料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03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2。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ol…ui’uфatobá’a,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iggisqaqa…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2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929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8k…3hneoЧnhгncxhe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935拉丁字音写本94dermog…ole德文译注本94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94(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947o…bhiya近代蒙文译本949smogls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949(土)hmedtemirmogllarigizlitarihi土耳其语译本950(伊朗)tarih…isirri…yemoghula波斯文译本(据elliot法译)

    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955捷克语译本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sure)

    957oЧoo新蒙文译本(97年再版改订)

    90…(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92匈牙利文译注本93themogolsadotheriees英文译本(前十卷)

    970…7(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978年。

    97smogols拉丁字音写本97…83toryofthemogds英文译注本972ethisr…toryofthemogol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98(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982fthemogols英文译本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225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行2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240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24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257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259年、2年和28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2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umetaliguaemogoliaeolleta)第二部《前古典时期文献,1,3和4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等人,都在考释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方面作出了贡献(详本书“元史的研究年出版的鲍ockв;英文本改书名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themogoliamoumetsihhags…pasript,iesbade,957)一书,刊布并译释了十余件圣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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