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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二年（1o65）亏空已达157o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1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1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2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3。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o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2《宋史》卷312《韩琦传》。

　　　　3《宋史》卷313《富弼传》。

　　　　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1。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2。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3。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4。相反熙宁三年（1o7o）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o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o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1。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o75）二1《宋史》卷314《范纯仁传》。

　　　　2《宋朝事实类苑》卷5《神宗圣训》。

　　　　3《续资治通鉴》卷67神宗熙宁三年。

　　　　4《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1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o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2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3。熙宁六年（1o73）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4。元丰三年（1o8o）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1。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2。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o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o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o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8熙宁九年。

　　　　2《宋史》卷312《韩琦传》。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

　　　　1《宋史》卷313《文彦博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熙宁七年。

　　　　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o81）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o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3o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1。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o85）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2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1《续资治通鉴》卷77神宗元丰五年。

　　　　2《宋史》卷16《神宗纪》三。

　　　　第三十七章王安石章惇第一节王安石（附吕惠卿）

　　　　王安石王安石（1o21—1o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o15）进士历任州、县官天禧五年（1o21）任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时王安石出生于官舍。王益于宝元二年（1o39）死于江宁府通判任上1故江宁为王安石第二故乡。

　　　　庆历二年（1o42）王安石进士及第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其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积极创导古文（散文）还与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对传统的儒学“汉学”进行革新是创导新儒学“宋学”的先行者“自欧阳子（修）出天下争自濯磨”2。王安石在扬州的此后数年中致力于学术研究蔡卞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王）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1开始了“宋学”三大学派中最早形成为学派的“新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