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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3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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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帝被逼退位之年他与世长辞年四十一岁。
仲长统著《昌言》一书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开始散佚现存者均已收入严可均《全汉文》中。
天人关系论仲长统在天人感应学说居于正宗统治地位的时代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与措施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霍光、丙吉、魏相等二主数子之所以威震四海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他不便明言的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略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之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而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做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寿孝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通人所深疾的迷、误、惑的行为。他说:“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1这个批判是很深刻的。
历史治乱说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阐述社会的治乱遵循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是没有关系的。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兼并天下建立统治秩序。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竞起焉。”
第二阶段:人心思安社会稳定。他说“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
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淫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专制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已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长统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世脱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时时为经济残破、战乱不息、民众流离的悲惨世界而感愤叹息;他既有社会危乱、无法救活的悲叹又不放弃对匡世济民良策的寻求。
仲长统对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观察揭示了造成国家衰败、社会残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笔触先指向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淫无度。他指斥帝王“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大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搆帐为宫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1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九。
壁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1对于恶性展的豪强大地主势力他进行了抨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他们运用诈力聚敛财富作威作福不要说广大劳动人民被他们敲骨吸髓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是“清洁之士”也“徒自苦于茨棘之间”。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抓住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东汉政权的颓靡不振与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他阐述外戚专权的危害:“汉兴以来皆引母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又说:“东汉桓、灵之世宦官跋扈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
他认为豪强势力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改变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时不能恢复井田制也要采取变通措施“限夫田以断并兼”。即使是“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
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权他主张逐层选拔人才充实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使通治乱之大体者总纲纪以为辅佐;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1他还主张选任称职的丞相总领朝政或给三公以重权削夺外戚、宦官权力。这在当时是很切实的救弊措施。
仲长统十分重视德教与刑罚的关系问题阐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2在以德教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他认为以此十六条作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坚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指导为人处世。在事亲、敬君、交友方面都要尽心诚意既要孜孜不倦内省诸已又要对尊长、朋友负责勇于纠正他人的过失。他轻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3要求士人达到儒家标准。
1《全后汉文》卷八九。
1《全后汉文》卷八九。
2《全后汉文》卷八九。
3《全后汉文》卷八九。
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隐居著书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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