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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希腊、罗马对于建城也看得十分隆重我引用法国古朗士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研究》一书《建城》一节中的话如此：筑城第一要注意的是选择新城的地址因为它有关将来人民的幸福都以地址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因此总须请神来择定。筑城之日罗莫卢斯先行祭祀。从彼自阿尔伯来的人皆从于其左右点燃起荆棘火他们皆越其上认为能使人民纯洁。（中译本第1o7页）

　　　　两相比较都反映了无论中外对于建城的重视并有一定的礼仪。

　　　　我国春秋时还依然如此。《春秋经传》中屡见有建城某某的记载所谓“书时也”（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左传》开头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的城邑规模很大已过了礼制显然是他有野心的表示。郑庄公表面上没有计较等到时机成熟便兴兵进攻共叔段并把段杀死1。由此可知建城的重要。原则上一国只可以有一个城（国）最大而卿大夫的邑虽然有城而应小于国。否则就是一国二城。这种情形叫做“耦国”。

　　　　（三）国与野的划分关于国与野的划分这里再作一些论述。因为周克殷后东方沿海（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之间）原是夏殷和东夷居住过的地方。周人作为征服者居住在“国”中叫做“国人”原来的夏殷和东夷土著就退居于“野”这样国与野的制度便形成了。

　　　　《周礼》书中把这一制度叫做“体国经野”。《尚书·费誓》里把这叫做“三郊三遂”《国语·齐语》里叫做“参国伍鄙”都是一样的。《周礼》对此说得更加具体。按照它的记述在王城的城圈以内叫做“国”即后人所谓“王城”在“国”以外是“乡”分成六乡六乡以外的叫做“郊”。广义的说“国”的范围应该包括郊以内。在郊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野”但是也可以分为六遂所以广义的说包括六遂在内都属于“野”。各书记载虽略有不同但都不否认国、野制度的存在。

　　　　孔子曾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为政》）在克殷以前周的经济文化要落后于殷商因此“先进于礼乐”的反而成为“野人”而周人相反他们现在居住在“国”中就成为“国人”了1。这样国与野国人与野人便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孟子也讲过国与野的区别。他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1详拙作《论庶人》1978年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就是说国人只当兵虽然种田只出什一之赋以备武器和行军时的干粮等即所谓“彻法”。野是殷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依然实行“助法”即有公田和私田的井田制。孟子讲田制认为国野不同这是很可信的。因此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据此可知国与野的区别也是不同的即国中彻法是不分公田和私田的野外助法是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的因此有“助耕公田”的义务。不但这样由于国野阶级的不同国人和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如国人可以有当兵的权利野人则只种田缴纳赋税供应徭役而无当兵的权利。因此国中有学校国人应受教育。国人有参加讨论国家政治的权利而野人则无。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庶人就是野人。在西周时庶人是无政治权利的。这里有一点必须辨明就是“小人”是有政治权利的因此“小人”与“庶人”不同至少西周时还是有区别的。如《左传》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以后晋惠公被秦所俘晋人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仍不屈服因此“作爰田”、“作州兵”。这时晋国非常危险曾经在国人中展开了一场讨论。现在我们引用原文如次：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圉惠公子）。

　　　　曰：“必报仇宁事戎狄。”

　　　　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善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

　　　　以上“君子”（贵族）与“小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虽然在“和”、“战”问题上两者是一致的。“小人”不失坦率、直爽的态度而君子却显得彬彬有礼。这番话是晋国阴饴甥对秦穆公说的他传达了临行以前晋国“君子”和“小人”所进行过的一场讨论。那么“小人”与“君子”同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可以无疑。而孔子说“庶人不议”他们是没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政治权利的。因此“小人”与“庶人”不同。但春秋时文献中也常常把它们混淆了这大概是野人后来也当兵出赋了的缘故殷周时还不这样。如《尚书·无逸》说殷武丁即位以前他曾“旧劳于外爰暨小人”。这就是说他和“小人”一块劳动过的。又祖甲在即位前也是这样。因此他们能够知道“小人”的痛苦和稼穑的艰难。《无逸》篇是周公告诫周人不要贪图安逸、淫乐的生活。他认为殷武丁、祖甲都是“贤君”有德行的人然而到了纣王才败坏了、腐化了的。他说到文王也很勤劳“卑服康功田功”知道稼穑的不易。

　　　　总之“国”与“野”的划分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封土建国”就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1。

　　　　（四）封建诸侯及其殖民封建诸侯的制度至少在殷商时期已经开始了。抗战时胡厚宣教授曾经根据甲骨文的材料表《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详详细细达数万言。他说：“封建制度起源于何时以真实文献之不足难得而征之。然由卜辞观之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虽属无稽然即谓封建制度为周公之独创者亦难遽信”。我当时方追求马克思主义因此确信殷周为奴隶社会之说但客观史料具在又不容否认。因此对封建制度起源的理论和史实之矛盾将如何说通亦尝留心。现在我们认为封建就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又依恩格斯之说雅典、罗马、德意志三个国家的形成及其展途径并不一致也没有必要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封建制度之必要。胡厚宣认为封建起源于殷武丁之时在我看来是保守的谨慎的而以国家的起源推之则殷商灭亡了夏桀也就是宗法封建国家开始之时。恩格斯说德意志“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史学家以夏商周三代为国家的产生、形成理论与事实都一致的。

　　　　宗法封建制国家我们认为就是依据血缘关系或原则由宗主国分封其兄弟、亲戚到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即划分一块土地建立一个城贵族阶级居于国中包括其子弟以及“小人”（与贵族血缘关系较疏远者）在内谓之“国人”犹俗语说“城里人”英语之。他们是有政治权利的以及有当战士的光荣义务。

　　　　侯本来有斥侯、守卫的意义。侯不止一个故称“诸侯”。据《尚书·酒诰》、《召诰》以及金文《盂鼎》等材料看来诸侯有甸侯、男侯、卫侯等。《酒诰》开头就这样说：“在晋殷先哲王”然后说外服“侯、甸、男、卫邦伯”那么殷代至少有三类诸侯如果侯也算一类则是四类。服就是服役、服从。那么外服就是因为它们分布在王畿（距商城数百里以内）担任斥侯、守卫的任务；甸侯之甸就是围绕着城外种田的诸侯。外服与内服相对地说内服就是在城以内的诸侯或者说内服就是在城以内的官吏如“百僚、庶尹、宗工、百姓、里君等他们原来都是父家长或氏族长他们都是殷王的同姓。至于诸侯就不一定是同姓了他们或叛或服“或在夷狄、或在中国”。如羌方、土方、鬼方以及周都曾经是殷商的诸侯”但是后来它们也叛离独立了。鉴于这一历史经验所以周的诸侯以同姓为主甚至是王的同宗同族——兄弟和亲戚关系。《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大概是周公的明。

　　　　按照商周宗法制的原则殷商以“兄终弟及”为主因此殷王的兄弟大都留在王国内部兄弟共同执政因此容易生王位的争夺。周的宗法以嫡长子继承为主因此其余兄弟、庶兄弟都分封到各地方去做诸侯但是它仍与王保持着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小宗是从大宗分出的所以小宗必须服从大宗这样血缘关系也就不知不觉地形成等级隶属关系。《诗·大雅·板》说得好：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惟德惟宁宗子维城。

　　　　诸侯被分封出去之后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它先就是划分土地疆界然后它就要选适中的地方建立城邑。这样诸侯就是“宗子”用《左传》的话说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屏（保卫）周。”诸侯被分封的时候周王赐给他许多国家的重器、车服、奴隶等此外还有表示顺服的遗民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因此他们确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武装殖民队伍。《左传》昭公九年说：“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封殖正是今语“武装殖民”的意思。

　　　　第五章等级（一）等级与阶级我们在奴隶制章中已经多次提到等级并且引用楚芋无宇“人有十等”

　　　　的话但实际上古代社会并不只有十等而至少有十几等也许还要更多。马克思说：“在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而且在每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马克思接着又说：“只有近代社会阶级简化了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这样说来等级尽管很多也可以换算成阶级不过依然仍有很大出入。

　　　　我们认为等级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即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重视等级而很少使用阶级。在我国阶级一词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等级是因血缘关系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利的因此它是世袭的身分性的。而阶级是根据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有无来决定的。例如我国古代必须先“贵”即获得贵族的地位而后才能富。这里可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

　　　　春秋时秦后子来到晋国同时楚公子也来到晋国。他们虽然都是贵族而秦后子要富于楚公子。韩宣子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应该如何给“禄”。叔向认为他们都是“上大夫”（爵位）则禄亦应相同。但韩宣子说：“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叔向坚持禄应随爵而定不能以财富多少而定。他还举例说如绛的商人虽然很富却没有功德因而不能成为贵族（《国语·晋语》八）。由此可见等级和阶级是不同的。

　　　　凉山彝族黑彝贵族重视血统他们认为他（她）们的血是最高贵的、最纯洁的而白彝包括阿加、呷西因为由俘虏而来血统最为复杂因此被视为下贱者所以只做奴隶即使曲诺也是如此。但是年代久了奴隶阿加、呷西由于主人指定婚配混杂着彝根血统因此要比新俘虏来的奴隶要高出一筹。唯其如此黑彝贵族即使贫穷得一贫如洗但他（她）还是贵族并且有机会可以仍旧获得财富。

　　　　如前所述不但统治者内部有等级的差别而且被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等级的差别。如前引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说：“人有十等”就是证明。

　　　　清俞正燮说得对他说：“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1但值得再行提出。《国语·齐语》说：“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不但士农工商等级不同并且是世袭的不能改变的即使他（她）们的居住也不能“杂处”和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