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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2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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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有人说“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常推张东荪先生”1。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2这一点连他的论敌也是承认的。叶青曾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3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物质”及“物质之变化”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1932年他又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的进程。1933年1月又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1934年6月又在《新中华》上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1934年6月25日他又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同年1o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书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在“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氵朝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对于中国政局张东荪时时留意。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我之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2张东荪：《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1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2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3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序。上海辛垦书店1931年版。
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1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1932年他与张君劢组织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对于创立国社党的原因他后来解释说：“至于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2张东荪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称“科学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1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
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重要的有：《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国民无罪——评国民党的宪政论》、《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他虽不赞同中共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表后他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表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陶尚行”笔名致函张东荪阐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赞同张东荪关于中共政策“转向”的观点。张东荪随即表《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坚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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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o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o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2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1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o日。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1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1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21946年1月16日他与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1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1页。
2张东荪：《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1。该文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1946年1o月民盟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张东荪表《为美国利害着想美军应及早撤退》。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1。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为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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