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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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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总的说来对思想解放运动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点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给予相当的肯定。
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许多老教师对他也刮目相看。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为此书写序指出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底。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功底又懂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他还指出此书的四大特点：（1）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统的研究。近年学术界已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中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研究。
192o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篇长文。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1921年11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这对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积极影响。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成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一时都成了畅销书。又因为这些小说都是以较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写成的因而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小说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2。
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学者需做考证的工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时大盛。
胡适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他曾断断续续地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现。1926年1《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集卷四第162页。
2《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
1《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他为中英庚款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现禅宗大和尚神会的语录两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不过6oo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陆续整理他的现于193o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附了一篇2。6万多字的《神会传》。此书的出版很受日本学界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味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亲自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先进的中国人皆视为当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复古派或国粹派则另有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刚刚欧游回国的梁启表《欧游心影录》其中有“科学破产”的话。于是颇有一些人也跟着怀疑科学怀疑民主怀疑个性解放的道理以为重振中国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义思潮遂亦大为抬头。1921年梁漱溟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学校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及西方文化怀疑和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适又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承认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设施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提高。从十八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不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产物不过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三十年代再度爆。1935年1月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意即中国文化已被毁弃了必须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评论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大。人们大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心这个本位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应该让现代的新文化和我们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触借它的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新旧结合所产生的结晶品当然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毫无可疑的。
胡适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里不慎用了一个可被理解为“全盘西化”的英文单词：who1esa1ewesternization遂长期被认为他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用这个单词只是用以反对各种折衷的、主观预设各种限制的中西文化观强调不同文化自由接触、互相沟通、互相琢磨从中产生出新的文化。这是他有关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见解但有时为一些盲目夸大的国粹主义言论所激他也讲过一些颇为偏激的话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类颇引起人们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一些人的围攻。
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领袖一样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不能忘情于政治。1917年刚回国的时候他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但五四运动把政治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也不得不谈政治了。1919年7月他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他的实验主义出主张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1921年6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5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1923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1o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1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1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专制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1929年接连在《新月》上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1《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1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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