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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6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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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9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此文分为“究元”和“决疑”两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2。就内容来看，《究元决疑论》实际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精神空虚而感到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说“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尽管在理论上，《究元决疑论》并没有什么重大创见，但它那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9年底，蔡元培应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从欧洲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途经上海时看到了《东方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读后颇感兴趣。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廉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尽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但直到97年0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课。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长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问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铎旨等课程，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9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唯识述义》（920年由北大出版）两书。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梁漱溟于98年0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有志于研究东方学的人。但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因而“应者寥寥”。梁漱溟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意思“略微讲了一个梗概”。“孔子哲学研究会”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年月底，因父亲梁济自杀的影响，便搁置下来。但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92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了40天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是年秋，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987年版，第3—37页。2《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33页。
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此书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很长的时间，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
927年5、月间，梁漱溟应他的老朋友李济深的一再邀请去了广东，其目的是实验他的“乡治”计划。所谓“乡治”，按梁本人的解释，“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据梁说，这是他经过几年的烦闷思索而得来的“最后觉悟”。开始，梁漱溟打算在广州招收一批学生，仿“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济深为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之便，拟了一份《请示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报请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审批。由于国民党中央各机构相互推诿，开办乡治讲习所之事不了了之。
929年2月，梁漱溟离粤北上，一路参观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办的乡村改革实验区，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后来他把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和感想，写成《北游所见纪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来梁这次北上参观考察的目的是为回到广东办“乡治”积累经验，但他离开了广州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3月，因蒋桂矛盾激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因此，梁没有再回广东。时值他的老朋友王鸿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929年月，王鸿一得到阎锡山的资助，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930年月，王鸿一、彭禹廷等在冯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987年版，第2漱溟问答录》，第50页。
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930年0月，韩复榘由河南调往山东，河南村治学院停办。
河南村治学院关闭后，韩复榘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到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运动。93年月，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据梁解释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
93年月，梁漱溟等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从事乡建运动的机关。院长是梁耀祖，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不久，梁耀祖离去，由梁漱溟继任院长。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服务指导处、社会调查部等机构和实验县。该院从创办到937年山东沦陷而关闭，年间，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研究部共办了两期，培养学生58人；训练部共办了3期，培养学生040人；其他短期训练班4期，培养学生300人；共计2400人。实验县开始只邹平一处，933年又辟菏泽为实验县，最后实验工作扩展至许多县。在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实行教育机关与政权机关合一，以此改造乡村组织。此外，在培养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举办各类合作社等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932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理论》（937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和《答乡村建设批判》（94年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等著作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发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运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在复兴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这时他却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阐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末，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梁漱溟《回忆乡村建设》，见《忆往谈旧录》，第2页。
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此论文集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就是对这些批判意见的总答复。
937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发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他本人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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