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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6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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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92年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5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发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923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0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929年接连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发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发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932年5月，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独立评论》。他本人发表20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时局与外交的。他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曾在《独立评论》上倡导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在对日问题上，则坚持通过国际交涉予以解决。
抗战爆发后，胡适转而拥护抗战，并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938年0月，进而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纽约租屋暂住，重回到他的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94年夏，胡适自美归国。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烽烟四起，教师学生都极不安定。他一面国民党的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不堪，一度要求辞职而不果。只有继续考证《水经注》案，聊为寄托。这期间，蒋介石两度敦促胡适从政，均被婉拒。948年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乘蒋介石所派专机，匆匆飞离北平，不久去了美国。
胡适于949年4月2日抵旧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即宣告结束。这一个大变局对胡适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他精神陷入极度苦闷，无心做学问，亦无颜见客，重新住进他原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过了将近0年的寓公生活。其间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学者，如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认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窃了赵一清治《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公案。胡适最初治此案只是为其同乡前辈（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休宁与绩溪皆属徽州）洗冤白谤。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学者们弄得相当复杂。胡适以近20年的心力对此公案作考证，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成绩。这主要是（）发掘大量史料，证明戴震不曾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证据可以视为“铁证”。从而多少廓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偏见。（2）胡适第一个揭示出，攻击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这一公案，反映着清后期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3）胡适以其地位和声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因而得见其他人不曾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加以认真比勘、考证，弄清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因而对版本和目录学是一大贡献。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由他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于949年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90年始被迫停刊。其间，胡适一度担任该刊的发行人。该刊的实际负责人是雷震。雷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胡适本人也屡次受到蒋家父子御用势力的攻击。但权衡政治得失，蒋介石还是决定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90年，雷震因酝酿组织反对党而被当局投入监狱。此后，胡适再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且屡次复发心脏病。9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终年7岁。
胡适一生著述甚丰，约略估计在2000万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则只有他生前自编的《胡适文存》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一辑。他死后，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胡适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手稿》30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
第四十一章梁漱溟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但自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的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焕鼐，下有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他不仅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首次招生，梁济又立即将梁漱溟送到那儿学习。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学制的混乱，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中间还有两年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90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呆的时间较长，直到9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在梁漱溟进顺天中学堂学习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虽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然而，当历史进入9年后，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梁漱溟放弃了原来君主立宪的立场，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队伍一边，成为京津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任外勤记者。《民国报》是革命党人的一份报纸，原创办于天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不久，迁往北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报》又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
由于职业的关系，梁漱溟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5—页。
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引起的痛苦，93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9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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