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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6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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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92年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5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发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923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0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929年接连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发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发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932年5月,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独立评论》。他本人发表20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时局与外交的。他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曾在《独立评论》上倡导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在对日问题上,则坚持通过国际交涉予以解决。
抗战爆发后,胡适转而拥护抗战,并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938年0月,进而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纽约租屋暂住,重回到他的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94年夏,胡适自美归国。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烽烟四起,教师学生都极不安定。他一面国民党的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不堪,一度要求辞职而不果。只有继续考证《水经注》案,聊为寄托。这期间,蒋介石两度敦促胡适从政,均被婉拒。948年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乘蒋介石所派专机,匆匆飞离北平,不久去了美国。
胡适于949年4月2日抵旧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即宣告结束。这一个大变局对胡适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他精神陷入极度苦闷,无心做学问,亦无颜见客,重新住进他原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过了将近0年的寓公生活。其间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学者,如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认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窃了赵一清治《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公案。胡适最初治此案只是为其同乡前辈(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休宁与绩溪皆属徽州)洗冤白谤。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学者们弄得相当复杂。胡适以近20年的心力对此公案作考证,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成绩。这主要是()发掘大量史料,证明戴震不曾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证据可以视为“铁证”。从而多少廓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偏见。(2)胡适第一个揭示出,攻击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这一公案,反映着清后期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3)胡适以其地位和声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因而得见其他人不曾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加以认真比勘、考证,弄清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因而对版本和目录学是一大贡献。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由他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于949年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90年始被迫停刊。其间,胡适一度担任该刊的发行人。该刊的实际负责人是雷震。雷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胡适本人也屡次受到蒋家父子御用势力的攻击。但权衡政治得失,蒋介石还是决定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90年,雷震因酝酿组织反对党而被当局投入监狱。此后,胡适再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且屡次复发心脏病。9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终年7岁。
胡适一生著述甚丰,约略估计在2000万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则只有他生前自编的《胡适文存》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一辑。他死后,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胡适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手稿》30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
第四十一章梁漱溟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但自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的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焕鼐,下有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他不仅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首次招生,梁济又立即将梁漱溟送到那儿学习。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学制的混乱,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中间还有两年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90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呆的时间较长,直到9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在梁漱溟进顺天中学堂学习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虽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然而,当历史进入9年后,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梁漱溟放弃了原来君主立宪的立场,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队伍一边,成为京津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任外勤记者。《民国报》是革命党人的一份报纸,原创办于天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不久,迁往北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报》又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
由于职业的关系,梁漱溟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5—页。
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引起的痛苦,93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9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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