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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4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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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这样就确立了国民党“以党训政”、一党独裁的理论和政权组织。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大潮过去之后不久国民党还打着革命旗帜以打倒军阀为号召继续进行“北伐”。在所谓“北伐告成”之后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大为扩展稳定程度也有所加强它的反动性随之大增。国民党在对内残酷镇压与进步势力的同时对外快步实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它放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立了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
2《大公报》1928年8月14日第二版。
3《大公报》1928年8月1o日第二版。
4《大公报》1928年9月16日第二版。
第六章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第一节对中国出路问题反思的历史背景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展异常迅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以五卅运动为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短短半年便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主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国民革命达到。短期内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生了剧烈分化。以蒋介石、汪精卫为的国民党先后动了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骤然失败。革命形势逆转度之快令人震惊。
痛未定而思痛。中国政局为什么生如此剧烈的变动？革命人民的行动对不对？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进步的、主张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们都在反思、总结、探索。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派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探寻着。
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成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转为冷落低沉。严峻的形势迫使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此时的反思、探索是在下列条件下进行的：（1）在大革命时期已在工人、农民、军队中作了大量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2）大革命时期党的许多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如革命性质、动力、对象、领导权、同盟军等都作过一定的理论探讨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3）大革命的失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体会到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4）大革命失败前夕农民土地问题已引起许多人的重视两湖地区的农村革命已经蓬勃开展为进一步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工作基础和经验。（5）大革命后期革命的武装问题已引起了的注意大革命惨败的严峻现实促了他们对武装斗争的重视易于将工作重心和斗争方式转向武装斗争。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探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又是十分困难的。这除了形势复杂、环境险恶、斗争激烈等客观因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1。自身对所要反思、总结和探索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模糊。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曾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我们要坚决地干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1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周恩来在1944年对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情况回忆说：“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2周恩来还曾指出六大时的几个“不认识”：（1）“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2）“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3）“不认识革命形势展的不平衡性。”（4）“没有认识武装的重要。”3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当时只是朦胧地、直观地意识到要采取与大革命时不同的方式去干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但具体该怎么干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在理论上实践上弄清楚。
2。俄国模式和教条主义对反思、探索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逐步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汪精卫叛变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依据。这个理论的基本倾向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的动力变化了便认为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无论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还是斯大林强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上却都将革命的对象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新旧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却又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不合逻辑的、根本错误的。共产国际虽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但“左”倾错误却越来越严重其理论上的根源即在于此。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12月版第157—158页。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o页。
在批判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在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如果坚决按共产国际指示执行国民革命决不会失败。共产国际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便树立了共产国际对的绝对权威。所以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反思、总结、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巨大的关系。
第二节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1）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2）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3）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基本政策、策略问题；（4）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道路、主要斗争方式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反思、总结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两个问题是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反思总结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确的总结导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误也会影响到探索的偏差。
1。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共产国际和中央几乎众口一词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大体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出现了极大偏差。“八七会议”开始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1这种错误后来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关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和共产国际反复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革命武装、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却同时展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3。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基本的政策、策略问题。“八七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必然要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六大”重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但在对中国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模糊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估量的错误。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彻底。”这样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权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是根本的错误。它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意见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多数人所持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要反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4。关于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革命失败的切身痛感在革命斗争方式上的转变是很迅的。面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政策“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村暴动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暴动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展、确立上得到反映。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193o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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