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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4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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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19o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ooo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ooo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6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13oo余户丁口65oo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押租）钱2ooo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o1—19o7）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1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1o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成（2年）、讲习（1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6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19o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6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6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1《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
第二节在两个世纪之交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1o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出了列名1231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支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1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都迁到南京”1。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
具体做法是：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1《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1《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2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11。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o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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