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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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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月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1927年春北伐革命达到高氵朝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月毛泽东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4月11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中共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点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展——直达社会主义”。
中共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中共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共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彻底清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秋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八七会议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纠正右的机会主义而没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倾向很快展起来。八七会议后以秋白为的中共中央在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错误也在展。1927年11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错误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理论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1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1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中共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6、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中共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言。中共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氵朝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小组。1929年1o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1929年秋苏共中央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193o年6月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氵朝与一省或几省的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193o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193o年1o月末共产国际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共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1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1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1933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动了新的攻击。9月22日以博古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1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1934年1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点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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