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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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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和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崛起的历史机缘并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o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对于国粹派及其思潮的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漏点;(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四)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6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生更大动摇的表现”(《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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