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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0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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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动。每当经筵开讲之时他总是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更是刻意访求治国良策。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1。
除此之外崇祯帝深切关注边政。为此他起用天启年间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细问平定辽东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2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应允。并钦赐尚方剑以专事权。同时还告诫他朝廷方面“卿勿疑虑朕自有主持”3。确实对于袁崇焕的倚重与信任过对当时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焕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思想履任不久即开始布防整顿兵备成绩显著。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在双岛（今属大连市）诱斩总兵毛文龙。乍闻此讯崇祯帝不觉惊骇万分因为毛文龙毕竟对后金有很大威慑作用但崇祯帝最后还是嘉奖了袁崇焕此次行动。
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1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1《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2《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3《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1蒋平介：《东林始末》。
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第二节重宦官、轻文臣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睐。从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连三生了几起令他恼火的事情：一是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上毕竟是冲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次会推阁臣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为“盖世神奸”而群臣则纷纷为钱谦益辩解。
而崇祯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焕的“叛变投敌”、“谋反朝廷”更是给崇祯帝重重的一击。这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遵化。袁崇焕闻讯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惧败西犯京师。袁崇焕又不顾士马疲劳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1“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1《明季稗史初编》上卷第78页。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1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
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2。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164o）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1《烈皇小识》卷四。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
第三节急躁与褊狭的性格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1。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除新饷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崇祯帝对民心、元气的忽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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