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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个非常清晰的目标。

　　　　一旦达成，海贸将全面打开，届时，国内一些地区的水泥路修建了一些了，外贸商品进入国内，完全可以丰富国民的生活。

　　　　这个目的其实是用外贸来反哺国内经济。

　　　　而一旦到时候西域被收复，大明朝将再一次重现汉唐雄风。

　　　　届时，大明朝将会沙俄、奥斯曼、英法荷兰等强国一争高下。

　　　　当然，这些还是很远的事情。

　　　　目前要保证的就是如何有效地建立起海军，以及西北军防。

　　　　首先，西安已经被定为西京。

　　　　有了这个特殊身份，就相当于可以享受朝廷特殊的待遇了。

　　　　钱、资源，都可以走特殊通道，可以很快到位，可以得到朝廷大量的补助。

　　　　在西安建立一个大城出来，为河西走廊以及青海等地区建立一个后勤保障基地。

　　　　这是建立西北军防第一步必须做的事，为此，皇帝也已经扔了不少人才过去了。

　　　　但接下来要多少钱？

　　　　还要投入多少兵力？

　　　　才是要重点商讨的。

　　　　十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西北军事，要多少钱，多少人？

　　　　经过军委会的核算，西北军防，十年要投入2亿两，一年是2000万两。

　　　　这个预算一提出来，直接将内阁给吓跪了。

　　　　我特么的哪里去创造那么多收入给你？

　　　　要知道，这仅仅只是西部军区。

　　　　辽东呢？

　　　　九边其他军镇呢？

　　　　南部军区呢？

　　　　还有东部军区！

　　　　这加起来，每年的军费开支岂不是要超过6000万两以上了？

　　　　朝廷现在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这个数。

　　　　朝廷除了要开支打仗，还得投钱发展民生，全国官员越来越多，官员也要养啊！

　　　　哭的不是毕自严，哭的是韩爌。

　　　　户部不负责赚钱，户部只负责管钱，负责赚钱的是内阁。

　第661章　国债真是个好东西（第一更）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古代和21世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一个是在存量市场里仿佛的撸，一个是不断把饼做大。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古代因为生产力落后，整个社会总量增加非常缓慢，可能几个世纪的经济总量增长，还不如21世纪一个月的经济总量增长。

　　　　一个社会的经济总量关乎到政府的收入，国民的收入。

　　　　所以，在古代，如果朝廷想要增加收入，民间收入必然会减少，因为总量是恒定的。

　　　　但21世纪的经济模式是，中央政府和民间可以共同富裕。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模式的改革，带来的人类经济重大突破。

　　　　如果张凡这两个目标在十年前提出来，大臣们都会觉得皇帝脑子被门夹了，要不然就是喝进去的水漏到脑子里了。

　　　　因为要收复西域和大力发展海军，确实需要很多钱，这些钱无疑都是要从民间收刮上来。

　　　　按照这种预算，一年准备6000万两的军费，再加上其他的开销，保守一年花销7000万两。

　　　　而天启七年，整个大明朝的白银量也就才5亿两左右。

　　　　是整个大明朝哦！

　　　　朝廷每年收上来的税有几百万两就不错了。

　　　　假设民众都大公无私，不吃不喝，5亿两。

　　　　这些钱够朝廷花多久？

　　　　就算把天下老百姓压榨成肉干，也满足不了大明朝做这两件事。

　　　　但现在随着银行的建立，银钞的大量普及，国营商社总府的建立，各大国营商社的不断壮大，民间商社的崛起，工资体系的确立。

　　　　蒸汽机的出现，飞梭纺纱机珍妮机的出现。

　　　　新学的全面建立。

　　　　这些都在预示着大明朝的经济模式已经彻底摆脱了古代内卷化社会形态。

　　　　也难怪大明日报曾经这样说过：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初升的朝阳驱逐了黑暗。

　　　　所以啊，你要说韩爌内心是绝望的，也不对。

　　　　作为首辅，至少他现在对大明的发展模式是很清楚的。

　　　　例如国营商社每年的利润是多少，税收每年可以收多少钱。

　　　　哪些还可以赚钱，做什么还可以扩大税基，现在内阁都清楚了。

　　　　韩爌出列，他说道：“陛下，臣有一言。”

　　　　“韩阁老但说无妨。”

　　　　“既然辽东已经收复，可以裁减部分兵力，以做节流。”

　　　　辽东现在加上后勤、监察、军政、正规军等等，总人数在20万。

　　　　关宁军战死大半，预备役补充上去，编入正规军中。

　　　　按照这样算，人员俸禄、军粮，一年妥妥的500万两以上。

　　　　而且朝廷在辽东计划是推行新政，将沈阳建造成一个新政下的城市，可能还要给一些补贴。

　　　　新的预算内阁还没有拿出来，但预计加在一起得给800万两过去吧。

　　　　这些数字哪一个不是要人命的？

　　　　崇祯自己不回答，他问道：“袁爱卿，你怎么看？”

　　　　袁可立也算是第一次对辽东局势发表意见，他说道：“韩阁老的担忧不无道理，先下国朝用度巨大，钱财紧张。不过老臣以为，都是该花地方。”

　　　　“辽东虽说已复，但女真各部尚未真正接受大明，各地山贼、土匪、恶霸横行，又有漠北蒙古阴奉阳违，实则虎视眈眈，酋首皇太极下落不明。”

　　　　“是以，老臣认为，暂且不必裁减辽东。”

　　　　李邦华和范景不由得点头表示赞同。

　　　　辽东目前的兵力供给，可以说是孙承宗一手布置下去的，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布置。

　　　　袁可立刚上台，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一般新领导上位后，都会提出一套自己的战略来显示自己的能力。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袁可立的确是一个务实的人。

　　　　“既是如此，辽东暂且不必再提，车臣汗还欠朕一个人情，朕还想着我大明好儿郎们去他漠北替朕要回这个人情。”

　　　　皇帝这么一说，大臣们也都笑起来，君臣关系倒是其乐融融。

　　　　皇帝说道：“国债的事情处理得如何？”

　　　　陈子龙出列，他将一份债券凭证呈递上来，说道：“请陛下过目。”

　　　　这是一份制作精良的债券凭证，淡蓝色，纹路清晰、优美，上面绘制着黄河图纹，看起来大气而典雅。

　　　　再看上面的数字：100两！

　　　　也就是说，100两起购，这是面值最小的。

　　　　100两在现在的大明朝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一个工人在崇祯五年每个月收入是1两银子，崇祯九年，伴随温性通胀，现在一个月是12两银子。

　　　　100两，需要一个工人不吃不喝干83个月，大约7年。

　　　　如果是在21世纪，一个打工人一个月5000月，不吃不喝工作7年，就是42万元。

　　　　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

　　　　而且100两是最小面额的，还有1000两和10000两。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说好了，最开始的国债是让有钱人来买的。

　　　　为什么？

　　　　因为国债整个规则还不明晰，肯定要坑有钱人也不能这么说，是规则和整个管理流程都还没有确定。

　　　　如果一旦门槛放低后，参与人数暴增，银行工作量暴涨，很容易出错。

　　　　一旦钱的统计出错，就是大麻烦。

　　　　所以，通过面值来过滤一部分人，再通过规矩筛除掉另一部分人。

　　　　崇祯看完，表示很满意，他说道：“目前统计愿意购买的有多少人？”

　　　　陈子龙说道：“北京城有498人愿意购买，目前预定的购买额度已经有200万两。”

　　　　“臣预计北京城可以卖出去500万两国债，北直隶能够到800万两，南直隶不出意外，能够卖出去2000万两。”

　　　　两个直隶省，就收上来了2800万两了。

　　　　当然，如果是放在崇祯元年发行国债，就不可能有这个数字了。

　　　　一是没有银行这个发行机构做信用背书，二是银钞没有推行，社会上的银子不多。

　　　　现在能卖这么多，也算是归功于新政改革后经济体量的上涨和民间对朝廷信心的增加。

　　　　陈子龙这番话，让现场的气氛一度欢快起来。

　　　　有钱大家肯定乐开花。

　　　　这个世界上，许多99的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还有099需要更多的钱。

　　　　一群人像是突然发了一笔横财的暴发户一样。

　　　　崇祯又说道：“国债可以解一是燃眉之急，从长远来看，朝廷还是需要扩充产业，各省都需要有自己的产业，内阁要对各省发展方式做单独分析，找出薄弱环节。”

　　　　韩爌说道：“是。”

　　　　这时，宋应星出列说道：“启奏陛下，这是各省水利、肥料配制厂、田亩、各项量产统计，截止到崇祯八年的。”

　第662章　谁反对让他来找朕！（第二更）

　　　　崇祯接过来看完后，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好！办的非常好！”

　　　　宋应星这份汇报到底有什么，让崇祯如此高兴？

　　　　从省、府、州、县，到下面的农村，农政院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肥料制造体系。

　　　　这正是崇祯想要的，他没有想到，这件事在崇祯九年取得了如此大的突破。

　　　　以前有没有？

　　　　当然有！

　　　　中国从古就是农业大国，在制造肥料这一块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但是通过行政管理，设立标准，规模化集中管理，有目的的去制造，合理利用社会一切资源去育肥，这还是第一次。

　　　　这方面做的越好的省份，粮产量明显增加的越多。

　　　　例如河南，下面各个县城都有大量的农学人才下乡。

　　　　这些人带下去了大量体系性的培育肥料的知识。

　　　　例如，宋代陈旉在《农书》中介绍了一种沤制肥料的办法。

　　　　即将砻簸下来的谷壳以及腐稿败叶，积在池中，再收聚洗碗肥水和淘米泔水等进行沤渍，日子一久便腐烂成肥。

　　　　明代《沈氏农书》中介绍了另一种做沤肥的办法。

　　　　将紫云英或蚕豆姆等用河泥拌匀进行堆积沤制，这种办法叫“窖花草”和“窖蚕豆姆”，直到21世纪的南方称之为窖草塘泥。

　　　　厩肥堆制在《齐民要术》中记载有肥料堆制法，是一种将垫圈同积肥相结合的堆制法。

　　　　当时称为踏粪法，而这是中国最早的堆肥。

　　　　这些民间有些地方知道，但中国太大，大家的经验都是零散的。

　　　　或者说，这些在有些地方传播的时候，其实效率不高，因为缺乏体系化的传播与教学。

　　　　现在朝廷将其系统性整合起来，然后规模化利用。

　　　　仅仅河南省，在崇祯八年比崇祯七年的农产量提高了40，恰好崇祯七年下半年，是整个体系建立完善的元年，大量的农民获得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开始实践。

　　　　这也说明了通过这些办法，的确还能将粮食产量进一步提升上来。

　　　　崇祯元年，河南每亩田的产量是3石到4石之间，约360斤到480斤。

　　　　而此时此刻宋应星报的这份汇报，每亩产量已经到了700斤，八年时间，不折不可的翻倍了。

　　　　农政院这几年，很低调地做事，做了很多事实。

　　　　崇祯说道：“依朕看，粮食既然还在增加，其他产业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做了，只要有粮食，就能保证温饱了。”

　　　　“各地的水泥路、学校、药厂、纺织厂，还有种植业，都可以放心大胆去做。”

　　　　崇祯坐在龙椅上，想了想，又说道：“以河南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