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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何以失范 江新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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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据揭露，湘潭大学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的口号。到了2003年，他们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５个争取８个” 的奋斗目标。果然，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 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了。好一个“不惜财力”！好一个“不惜一切手段” ！简直就是一副赌徒的架势。
除了把名人“挂” 到自己的学校来争取博士点之外，中国博士教育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些没有博士点的院、系，他们可以依靠本校（甚至其它学校）的“相关”博士点来评定博士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个“相关”的学问可大了，他们几乎能够把学术界任何学科都给相关进去。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学，没有博士点照样可以培养博士。听起来奇怪吗？可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对此早已经见惯不怪了。
也许有人对学校下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博士点不太理解。那么我就简单地解释解释。首先，博士点的多少，是中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而学校排名的高低，既是学校领导的政绩，又决定学校的经济利益（考生的多少，学费的高低，等等）。其次，学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入，包括政府拨发的人头费和学生交纳的学费。政府的人头费虽然不多，但是相当于白得的。除了这笔钱，国家还给每个研究生生活补贴。有的学校还可以从这上面揩点油水。（亦明：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第三，博士生是维持博导存在的基础。笔者就亲耳聆听过一位博导炫耀自己是如何搞学问的：每当听到一个新的信息（新技术，新苗头，新趋势），不管自己懂不懂，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他都立即命令手下的研究生去查阅文献，然后着手申请课题。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东方不亮西方亮，靠广种薄收，靠人际关系，每年搞个几十万元人民币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没有这些研究生，那些博导们就不知道如何做学问了。大学拼命争取博士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博士研究生是目前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岂止是廉价，很多人还要自掏腰包来给自己的导师（通称“老板”）打工。据一所大学科研处的工作人员说，“学校鼓励导师拉项目，至于导师培不培养学生的问题，只能学生与导师协调，学校概不过问。”（逸文：导师是“老板”吗——看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所以说，在大力提倡“产学研”的中国学术界，博士生是学术产业这个血汗工厂的包身工。没有这些廉价劳力，中国的大学怎么能够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
看到这里，中国的博士泛滥成灾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博士点是学校花钱买来的，博导称号是教授们拼老命争来的，这是既得利益。不多招博士生，对不起学校，对不起自己。而博导的学术水平比博士生还要低，也就难怪中国的水博士的数量如同洪水泛滥了。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枪手“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大跃进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感到奇怪的人一定会被中国的学者笑话：too simple，too naive！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中国的学位何不改名为钱位、官位？
官学勾结，学商为奸，是中国水博士泛滥成灾的另一个原因。
3 学术权力的扩张：招生黑幕大曝光
瓜分学术界内部的利益，对某些人来说，既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於是他们开始把手中的特权向学术界以外扩展。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开后门？交大起风波）。
搞交易，都是有来有往的。中医大党委书记、盛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用什么来回报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着！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2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7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一百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2分。这2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海南大学同一届美术系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画盲能够被录取，当然不可能是个别考生作弊的结果。据揭露，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术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学院一名主要领导在内的两三个人主持，招生范围圈定在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南几省，从出题、考试（监考）到打分、录取都由他们全包。”难怪一名河南学生坦白说：“那边老师收了他的钱，担保他一定能够考上海南大学。”除了艺术学院，海南大学音乐学院有的学生考进钢琴专业不会弹钢琴，有人到了大学四年级还不认识五线谱，毕业生没有几个搞本专业。（乔华、胡辛：离谱的艺术类招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招生“黑幕”揭秘）。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姚海鹰：武大2004推研黑幕）。原因？不用到黑幕后面看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中国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心木：专业课33璩美凤被复旦破格录取）。这个勾当虽然肮脏，但却可能只肮脏了一半：复旦大学只是在录取时作了弊，在评卷时大概还是干净的。真难为了这所中国第三高校！
在揭露腐败现象的文章中，很多人愿意使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被揭露案件与尚未被揭发案件之间量的关系。其实，冰山的水下部分与水上部分的比例是8比1左右，但这个比例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用“九牛一毛”也许不是过分的夸张。
4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
从199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叫做“985工程”。虽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没有太大的不妥，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盲目和无知的，它与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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