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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何以失范 江新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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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反学术腐败的舆论阵地主要有三个，一是由海外学者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xys），一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acriticism），再一个就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建立的《好汉网》（heyunfeng）。（林蔚：上海师大教授叫板校园剽窃抄袭风）。由於种种原因，《新语丝》网站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新语丝》网站被国内屏蔽，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曾亲自批示要封杀方舟子。＇“科学时报更有院里的批示（远离这只狗，Lu院长说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整天瞎咬）”＇。方舟子原定在2003年初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讲授科学道德课，但最后被不明不白地取消。＇方舟子：反科学文化人和读者评论方舟子指控《探索与争鸣》诽谤（二）＇。而杨玉圣“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至今仍旧评不上教授。（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好汉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门庭冷落不说，还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王小星：没迎来用户却招来黑客 首家反剽窃网站遭冷落）。从这些决非个别的现象可以看出，尽管表面看来，反学术腐败势力似乎在打一场目标零散的游击战，他们面临的却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而这个正规军却在向他们放黑枪。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象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三 学术腐败的三个层次
一提起学术腐败，很多人马上把它与抄袭剽窃划上了等号。确实，在中国的学术界，抄袭剽窃风气之盛，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枪手。（安文联：关注全国第一例“枪手”讨还学位案——“枪手”的诉讼）。但实际上，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腐败现象中的一小部分，论危害性，它们也只是癣疥之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揭发容易，证明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势头铺天盖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极为简单，也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把案犯踢出学术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却愈演愈烈呢？那是因为存在更深层次的腐败。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应该说，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先驱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行为腐败都有哪些表现呢？《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总结说，它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出七类：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2．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3．伪造成果，纂改数据；4．剽窃；5．“搭车”署名；6．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7．一稿两投。 （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杨玉圣先生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先生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实际上，学术腐败的类型远不止于这些。无论如何，从他们二人的归纳可以看出，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糟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抄袭剽窃者很少，一经发现，当事人立即名声扫地，不仅别人看不起，连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另外，除了抄袭剽窃，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几乎还不存在那么多由杨玉圣和邹承鲁总结出的腐败花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学术小偷能够登堂入室，无所畏惧？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形式能够花样翻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学术权力的腐败。实际上，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够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具体地说，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
很明显，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问题是，为什么学术权力腐败能够在中国的学术界大行其道呢？我认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而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
实际上，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而同时，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因此，让学术腐败等於抄袭剽窃，他们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可以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可以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可以永远地腐败下去。
四 从小偷到强盗：个体学术行为腐败的日益恶化
尽管学术行为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是抄袭剽窃，它也是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抄袭剽窃现象在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它纯粹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而一经发现，学术界同仇敌忾，人人得以诛之，案犯的学术生涯几乎注定终止；但在中国，抄袭剽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院士、校长抄，博导、专家抄，博士生抄，硕士生抄，如今已经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刘万永：教育部严令刹住考场腐败 高考考生将签诚信协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将中国的学术界比喻为“剽窃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国，剽窃者的天堂）。不仅如此，在中国，绝大多数被抓获的抄袭剽窃者不但自己拒不认错，其同僚和手下的人还会为他们鸣冤叫屈、说项求情。结果，这些学术盗贼“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语）。
事实上，那几个倒霉蛋（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等人）与外国的同类相比，哪里是倒霉，简直可以说是幸运得到了家：他们不仅没有被踢出学术界，而且仍旧是原单位的教授，并且仍旧十分风光。王铭铭仅被撤去了几个行政职务，目前仍旧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导，还差一点儿被评选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师”（朱修栐：我谈王铭铭是否应当评选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师”）；申小龙只是被复旦大学给予“停止一年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处分”，目前已经享有复旦大学教授“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简报》第19期）；而杨敬安则仅仅被开除了中国***的党籍。（佚名：警钟长鸣 ——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职务犯罪）。说他们是倒霉蛋，那是相对于拥有院士头衔、占据校长职位的中国学术窃贼而言的。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涉嫌抄袭，证据确凿，但他不仅校长院士照当，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对他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连点名批评都不肯做。其它如杨雄里、母国光院士，沈士团校长，抄袭剽窃的铁案早已铸就，可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从本质上说，抄袭剽窃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小偷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光天化日。偷东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强盗。中国的学术界有强盗吗？当然有。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10年间，著述总量达到一千万字以上，“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於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无独有偶。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赖以起家的“成果”几乎全部是从同行手中抢夺来的。根据山东大学教授于锡玲的检举材料，蒋民华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奖励申请表中的负责人栏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中，罗列了蒋民华的五项科研成果，但这五项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于锡玲：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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