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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少数。”戴笠就坐在秦卫对面，“还有许多都没给你拿来。怕你受不了。”

“怕我受不了你还说？成心气我？”秦卫瞪了他一眼，“有没有名单什么的？”

“名单？什么名单？”戴笠怔道。

“在报纸上骂老子，批评老子，反对老子的那些人的名字组成的一个单子！”秦卫用手指在空气中划了一个框，“你可别告诉我你没有！”

“这个真没有。”戴笠道，“你又没提前说。”

“我又不知道这帮人来势这么凶猛？”秦卫恼道，“这也就是我了，宽宏大量，气吞山河……要是别人，不早就被骂矮了半截儿，指不定就要投到汪jīng卫那边儿去了？”

“对对对，你秦长官宰相肚里能撑船，”戴笠忍着笑，“不过你都气量宽宏了，还要什么名单啊？”

“我气量宽宏，是我能受得了气，不会因气伤身；我要名单，是我睚眦必报，这属于本xìng！两者需要什么必然的联系吗？”秦卫没好气儿的反问道。

“不需要。”戴笠急忙摇头，“可你不会真的要打击报复吧？这里面可有不少名人，而且说的也都很在理儿。”

“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好心，”秦卫冷哼了一声，“是有人让你来问我到底有没有把握的吧？”

“谁敢跟你一样那么有信心？半个月平定云南……你当你是薛仁贵，三箭就能定天山啊？”戴笠苦笑，“我实话给你说了吧，委座非常担心，怕你弄不好把事情搞砸了。而且还不只是他老人家，就连俞良祯也打电话去官邸问过，空降师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空降到昆明……你这摆明了就是让他送死嘛。”

“我是空军总司令，空降师现在还在空军辖下……他越过我打电话去曾家岩，什么意思？”秦卫不满地问道。

“放心，空降师还在准备，空军也都很听你的命令，运输机已经集结，规定时间内肯定可以开始行动。”戴笠道：“可你派人出去，总得给人家交个底儿吧？真要是空降到昆明，那可就是开战了！搞搞大军压境什么的，大家勉强还能接受，可如果真的开了枪，不管是谁开的第一枪，都会被定为民族罪人。你知不知道？”

“两周时间到了吗？”

“没有。”

“那你急什么？”秦卫甩了戴笠一个卫生球，“我什么时候那么没把握过？”

“就是因为你一直表现很好，所以委员长才同意了你的计划，给了你权力，可现在这局面……”戴笠摇头叹息，“告诉你实话，虽然这些表示反对的文章有不少是自发的，可龙云也不会束手待毙，其中也有不少人是他找来的……你揪着学生的死，他就揪着民族大义。不见得就会输给你。”

“所以我才让帮忙把人找出来，我要名单！”秦卫道。

“你可弄清楚，这些都是文人，是舆论的导向！”戴笠死盯着秦卫，“不能乱来的。”

“你还跟我来这套？”秦卫又瞪了他一眼，“这些人你少整过吗？”

“可现在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了？不就是你整人的时候是打内战，现在是在打外战吗？我现在收拾云南，还不是为了打外战的需要？不然谁闲得蛋疼，对付rì本人的时候还整天跟他姓龙的勾心斗角？”秦卫深吸了一口气：“你也别说什么了，哥们儿今天就教教你，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整人的手段！什么叫大义凛然！”（未完待续。）

第367章教育得改

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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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卫到chóngqìng以前，关于民国的书籍相当畅销，民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一部接着一部，仿佛无穷无尽。少年时有关民国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的记忆似乎也越来越远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民国也好像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甚至于在看某些报道或者文章的时候，民国几乎就成了“小资”、“情调”的代名词。虽然还不至于“言必称民国”，但那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风尚，把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的秩事端出来晒一晒也成了大家的习惯。秦卫就曾看过一段儿描述，有关杜月笙的：

“红十字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如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不知凡几。又曾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专职救助贫困者，重病患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及住院费用一概全免。同时红十字会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这里说的是1931年的事，当时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叫杜月笙！”

读完这几行字，一时间感觉杜月笙仿佛成了大善人。

可谁都知道杜月笙是青帮大亨。青帮在上海滩做过的事儿可不少，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杜月笙本人也是靠赌和毒起家的。更曾经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残酷镇压上海工人运动，不仅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还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人和工人群众。

这算是好人？

当然，杜月笙只是个个例。但细想一下，民国真的像后世描述的那么好吗？

秦卫自己都很明白，那许多追捧民国的人，恐怕也都很清楚那个时代的不完美，甚至也都知道民国就是个破烂的国度，别说没有后世被叫烂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光是某些地方zhèngfǔ还公开鼓励老百姓种植大烟，收取大烟税，就已经骇人听闻了。而民国所奉行的三**义之一的民生也搞的非常糟糕，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说白了，民国的zìyóu根本就是乱世的zìyóu，究根到底，其实也是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

然而在民国呆了许久，秦卫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后世“民国热”的背后，借民国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之块垒的背后，却可能潜伏一种jīng神危机，就像某位作家说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和历史教科书对民国的书写不乏妖魔化之误，那么后人对民国的追思、赞颂是否存在过度美化、神圣化的嫌疑？将一个人、一种现象、一段历史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将其捧上美轮美奂的神龛，何者罪过更重？”

说到底，历史应该理xìng地对待，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后世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稳定下来了，历史观却没有稳定下来。对于民国的认识理解，往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在民国历史中寻找符合期待的东西。后世人们怀念的民国风度，比如宽容、zìyóu，是很多有识之士积极争取的结果，但其背后，其实也是有着**、战争等晦涩的背景。

当然，说这些都远了。

但秦卫在民国呆了许久，有一点却是极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没事儿找事儿，总喜欢把自己摆在正义的一方，却只会说，不会做的某些文人。而这些人中，其实也不乏那些铁骨铮铮之辈！对上这些人，就像是现代人对上了海瑞，在赞颂对方的清廉的同时，却又极度憎恶对方的“无能”！

而很显然，民国的文人虽然有不少清贫自守者，大多数却并不像想像中过得那以悲惨。

……

“明末‘东林党’，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总以为全天下都得照着他们的规矩转才算合理，却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痛骂了几百年的魏忠贤，以及魏忠贤所率领的所谓‘阉党’还不如……或许他们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己。毕竟他们都那么聪明，而且大多都很识时务！”

“我民国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党，拒不做官，因为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还有一位刘文典教授，敢跟蒋委员长拍桌子叫板，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他发文攻击zhèngfǔ的一些经济政策，蒋委员长要他去官邸解释，结果马教授大怒，称‘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这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文人。因为他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要么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在德国和rì本，理工科类人才占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也超过百分之七十……而我们，却不还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说过，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说这是战争导致了**。可192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采访过**的内蒙古萨拉齐，那里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而最可怕的……当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饥饿可以让人泯灭掉最基本的人xìng！美国《时代》周刊驻chóngqìng记者白修德曾见过这样一些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为的是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去讨饭，因为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亲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乞讨，走到一个村头，母亲再也走不动了，打发两个孩子进村讨要，她在村头的树下休息，结果两个孩子回来时发现，母亲已经饿死，而那饥饿的婴儿还叨着妈妈的nǎi头，使劲吮着；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

“我们有无数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方面的人才，这个领域的人数超过我们全中国受高等教育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可我们这个国家的文盲率，在民国二十八年（1339）的时候，依然高达95。1％！”

“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我们为他们的远见卓识而喝彩，为他们的行动而喝彩！但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先吃饱了才能去学别的。所以，在教学这前，我们更加需要找到方法，先让这无数的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有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zhèngfǔ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同样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在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扩大理工农医这些科系的受教育人数！”

“但我们的学校似乎更加衷心于文学。”

“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层出不穷，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却少之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看过不少文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感叹过生活的不易，可我很想跟这些人算一笔账……民国十八年，国民zhèngfǔ成立后，继续秉持了北洋zhèngfǔ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běijīng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běijīng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现在，即便是有战争，这个水平也并未降低多少。这就是说，知识份子是我们当代的高收入阶层！这一点丝毫也不过分。……再举个例子，‘八。一三’事变后，某著名诗人夫妇于举家移居杭州，据说原因非常简单，上海生活费太贵了。在杭州，他们深居简出，每天就是读书、写作、会友，过了一段十分平静的rì子。但是这种寄情于山水的生活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