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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看起来官位略低的中年官员搀扶着才能行走。
　　随着这一老一壮两条身影淡出视野，围观群众也没有丝毫留恋地散去，全然不比沈哲他们当年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激动和热烈的讨论，这些朝臣的身上没有体现出一点余热，仿佛一块被烧红的贴被投进冰水里，或许，这样一个比方也不恰当，至少这种情况下铁块还能发出“嘶嘶声”而不是像现在这些军机章京们，在第一时间自主自觉地返回原地，各自忙活其自己手头那点事，没有一个人妄加半句评论，好像刚才的一幕根本没有发生过一般。
　　沈哲一手胡乱翻着奏折，另一只手有节奏地转着手中那支笔尖的墨迹已经快干透的毛笔，一副消极怠工的摸样。心中却在纳闷这个“荀大人”到底是何许人？似乎在属于他的次元里，晚清并没有出现一位姓荀的大人物，而自己来到这边这么久也对此人没有印象，但看刚才这一班军机章京们趋之若鹜的神色，想来，这并是人家名声不足，而是自己太孤陋寡闻。
　　要知道这帮军机处的官员们其本职工作都不是吟诗作对，但毕竟都是读书人出身，而且是读书读得好，从下到大在族人，先生的赞美声中一路顺风顺水，从前在各自的部门也是精英型人才，其清高程度在朝野上下仅次于才华横溢，恨不得自比“曹子建”的翰林院“玉堂仙”们。
　　而比之那些云南，广西当了一辈子官儿都没有见过皇上长得是什么模样的知县、知府而言，京官儿们虽然俸禄微薄，自由指数与幸福指数都普遍低于平均水平，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是占足了便宜——想见皇上绝不是什么难事，而在所有京官儿中又以军机处最靠近皇帝，军机处的官员们对皇帝更是早就已经消失早期社会对神受君权的天子出于本能的仰视，更何况是像这样一个幼年时期就继承大统的年轻皇帝而言，他的生活在六岁开始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楚门世界”，有点什么破事儿马上就传得满城风雨，上下大臣当然都已经意识到，皇帝也就是一尽食人间烟火的九五之尊也不过是个凡人而已，根本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投胎的时候长了眼睛而已，于是，长久以来笼罩在皇室周围的神秘气氛悄然坍塌，这些吃皇粮之人对皇帝因神秘而造成的畏惧也烟消云散了。
　　这两个条件一结合，其表象就是往往同治皇帝亲自来慰问，除了皇帝的几个老师如李鸿藻之流和他的亲叔叔恭亲王这些个军机重臣会和皇帝稍微寒暄几句，汇报工作以外，其余的人也就请个安，谢个恩，完事之后就跟皇帝不存在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没有要和这个顶级上司谈谈心，唠唠嗑的意思。
　　弄得载淳每次不但看不到想象中的对他的关怀的感激，反而似乎是自己游手好闲的耽误了他们办正事，到头来落得个是自讨没趣，任他性格再好也难得不窝火，况且载淳压根就不是他祖父和父亲那样温善厚道的人，之所以对此全无责怪，一来是中国读书人就是这个臭脾气，千儿八百年都没改过，他载淳想给转过来也不现实，只能是将就着；而最主要是他如今大业刚刚发展到萌芽期，正是招揽人心的时候，自然不能学习前朝明武宗留给他的宝贵经验，一有不顺心就二话不说地上大板子招呼。
　　他这边是说也不知道能说什么，毕竟人家也的确是在为朝廷办事，打就更加是打不得了，载淳对此情况也很无奈，只能在想象里把这帮腐儒给千刀万剐，到了现实中也只能轻轻地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不敢带走一片云彩。
　　而这个沈哲闻所未闻，似乎并没有在他熟悉的那个次元中出现过的“荀大人”却能让这样一些软硬不吃的士人们至少在那一个瞬间爆发出了凭他们多年的修身养性都没能压制住的热情，像魏晋时那些围着潘岳的车架，准备随时向里面投掷鲜花瓜果的路人一样兴奋异常，想来此人无论凭学识还是背景都是一个连同治皇帝和西太后都不敢轻慢的人物。
　　沈哲一直有个毛病，虽然明知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但每次见到一些名人的时候都还是会从心底涌起一丝想要签名、合影的平民情结，无论这个名人是他知道的还是在他的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只要意识到对方是个注定会名垂清史的人，这种情绪就难以抑制地冒出来。
　　但这次却不同，这个他还没弄清楚底细的“荀大人”很明显是一个名声显赫，朝中影响可比他义父李鸿章的当朝大员，也必定会在这个世界的《清史稿》中留下颜色不淡的一笔，可沈哲却没有半分兴奋之感，心中反而很是有些紧张——这个“荀大人”怎么看也年逾古稀，这个年纪的人虽然没赶上康乾盛世，但在他有足够精力和体力轰轰烈烈大有一番作为的时候，大清还没有为外邦所欺辱，仍是一片太平景象，在这些人的眼中不会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败给西洋，是在于儒家学术作为治国方针的弊端，以及一些他们所谓的“雕虫小技”上不如别人，而是在于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乃至于最底层老百姓都没有认真对孔孟思想做好贯彻工作，至于恭亲王、李鸿章这些人所倡导的，力主用“洋务”以实现“富国强兵”的伟大目标，对他们来说，就好比让家里的几只猫来抬轿子一样——就是一不着边际的天方夜谭，对于朝廷以洋务为国家纲领，甚至和西洋各国日渐情浓蜜意的情况更是竭力反对，其理由也看似充分——华夏之法也不是一天两天，几千年来都是好好的，不能因为这几十年的动荡就把人家给甩了。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清流”党，而以“荀大人”的年纪，无疑就是个清流，而且以其德高望重的程度，还很可能是清流党中的中坚力量，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就人品而言，这些清流党人个个都是好人，他们自幼秉承儒家经典，虽然对周围的人严格苛刻，但对自己更加苛刻，不贪污，不营私，不惧死，不攀附权贵，道德操守要比洋务派强了不只一个档次，甚至在很大一部分人身上可以毫不夸张的用上一句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因私人恩怨造成的仇人怕是没有的。”
　　但在与其思想意识观念完全不同的沈哲的眼里，不管他们是不是好人，这些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影响都是他日后必须要面对的重大挑战，而且他们的影响越大，他面对的挑战就越严峻，沈哲虽是被西化的一代，但他蒙古人种的基因构造里到底是不会存在高加索人那种强烈的冒险精神，自然也不会把高难度的挑战当成是人生乐趣。
　　相反作为一个正在日渐成熟的政客，他更加习惯把一切都置于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个年纪足以当他的爷爷，却日后必然得面对的对手，他也必须要知根知底才行。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6）
更新时间2011…3…5　22：33：06　　字数：3157

　钱喜迈进军机处的房门，禁不住又偷偷地四下张望了一番，当他还是私塾里最出色的学生的时候，他也曾经臆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跨进这个帝国最接近顶点的核心中枢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他本来以为自己的考虑很是全面，连奏事处送奏折的郎官都包括在内，可不知道是不是造化弄人，最终当他终于迈进军机房的时候，却是以更加接近天颜的身份——太监。
　　钱喜进来的时候，沈哲正在纠结于一个很是潦草的字，他左看右看，甚至拿起来对着太阳看，就是分不出来这个字到底是“俊”还是“後”，本来想着根据上下文意再做定夺，偏偏不知道写这份奏折的人中了什么邪，竟然只有这个不知道是“俊”还是“後”的人辨得出字形。正想着要不然照葫芦画瓢，是什么样就写什么样，反正这些东西抄下来也就是束之高阁，只要这个写折子的人自己检点，拿这些备份是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见第二次的，就算真的是倒霉出了什么乱子的话，上面也不至于那一份副本问他罪。这么想着，也就索性放大了胆子，反正这样的事儿他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正要落笔的时候，却听见自己的前面响起了那个对他来说已经并不十分陌生的声音：“沈大人，皇上诏您过去。”
　　跟在钱喜后头走近乾清门，沈哲陡然有种如获大释之感，他是天生干不来这些抄抄写写的活，为这，他的几个上司没少奚落他，引经据典无非，堆词砌句，说来说句也不过就是说他好高骛远，脚不着地——“一屋尚不能扫，何以扫天下。”
　　在沈哲看来这个理论看似无从反驳，但放到现实之中就是一个悖论，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不能要求有才的人就非得是个全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琴棋书画无一不能，自古难两全的“忠孝问题”也处理的妥妥当当，最好是德堪比颜渊，谋不输张仪，武将次云长，只有凑足了这些才配得上扫除天下之不洁的档次；人之天资各有短长，有些人天生就适合上阵杀敌，冲锋陷阵，比方说前朝的常遇春，蓝玉，而有些人就适合运筹帷幄之中而决策千里之外，比方说汉朝的张良和萧何；要是让张良、萧何皮甲上阵打不死还好，打死了就是绝对的暴殄天物，而一般来说，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应该也是难得让自己这么容易去死的，就是真被逼上了战场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杀敌立功而是如何保命，说到底，总不能让一个可以经世济民之才天天搞家政吧，因此，沈哲此时虽然是在消极怠工，但内心里却并没有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他不过也是在保护自己的智商而已，说白了也是在替国家保护资源呐。
　　沈哲对自己将要面对的大清帝国最终的决策人究竟是同治皇帝一个还是加上圣母皇太后的两个人一事一般拿捏的很准，如果是太后传召，那么必定打发她老人家的心腹李莲英跑腿，如果是载淳自作主张，那么只能动用自己人。
　　更何况，太后初夏的时候就破天荒地丢下了紧紧握了十几年都舍不得撒手的政事，带着几个亲近的太监，宫女跑到圆明园那几个没在那场大火中遭殃的几座零星殿堂去避暑了，虽然皇帝年初就已经名以上亲政，母慈子孝的和谐场面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但全紫禁城之内的大权因为慈禧太后的“避暑”一下子落入了同治皇帝之手，还是让朝廷上下甚至是载淳和沈哲始料未及的。
　　钱喜想，如果皇上日后真的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那么这个同治十一年的夏天一定会作为一个所谓清廷权力划分历史性的转折点，被不知道多久以后的才会修撰的“清史”的后世人大书特书。
　　但是此时此刻，这段“传奇”的两个主角谁也没有为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空气”感到有多少轻松，如果这是一个转机也并非是民间所猜测的，彻底摆脱圣母皇太后控制的转机，而是让载淳进一步取得慈禧的信任。
　　通常来说，人一旦得到一样珍宝，欣喜固然是第一反应，但欣喜过后就应该是怀疑，同治皇帝载淳在慈禧心目中的分量能不能坐上头一把交椅并不好保证，但是名列前茅应该还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载淳的缴械投诚本来是慈禧太后一手策划的事情，而载淳这个年纪的少年，要开窍也的确就是那么须臾之间，但从客观上讲，载淳和沈哲都不能否认，他这次从慈安太后处倒戈而投入慈禧的怀抱的确是操之过急了一些，连一点过渡期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