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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世今声 作者:冯大彪-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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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绻餐涸穑〉芾泶笕ㄊ导视赏缰性诰┚庸俚匚桓摺⒂猩娜苏莆眨∪缑窆辏�1943年）推举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吴家驹（ 湘潭人）， 为湖广会馆董事长。辛亥革命前， 会馆的管理为值年制（ 由住在该会馆的头面人物轮流执掌会馆经济管理大权， 每人一年， 叫值年， 值年为义务职）。民国以后成立同乡会则改为会长制， 后又改为馆长制、董事制。董事一般任期三年，下设文牍、会计、庶务三部， 只雇用长班一至数人。长班就是工友，专司会馆的传达、勤杂、打更之责，更要为住会馆的头面人物服务。他们工资菲薄， 全仗赏钱和小费贴补生活。
民国以后， 他们还义务给住会馆的学生服务。会馆凡遇重大事情， 必须开同乡职员联合会共同决定之。会馆的日常经费， 主要来自同乡会， 如广东中山会馆每年由家乡中山县寄来三百元； 另一来源，即靠捐助和附产资金的收入。这些钱主要用于日常开支和修缮房屋。每年年初，乘同乡团拜之机， 由值年向同乡报告全年经济收支情况， 并移交给下届值年。
会馆是为来京应试的举子而设的。所以开科考试期间异常热闹， 等放榜已毕， 人员便陆续离去， 房屋空出很多。这些空房子渐渐被旅京的同乡所利用。占住会馆房屋的同乡， 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两类人： 一是中试后留在京城做事的京官， 他们不但有资格住用会馆的空房，而且有资格参与管理会馆的事务， 因此非考期间， 会馆成了同乡中京官的公馆。另一类是在京同乡中的困难者，会馆为他们提供住处。按照会馆成规，非考期间乡人占用的空房， 每届考期临近， 必须腾让出来， 以满足举子住用；考期一过， 举子离馆后， 乡人们仍可继续占用。由此可见， 会馆除招待应试的本乡举子之外， 还兼有联络旅京同乡的作用。
会馆里经常举办一些同乡的活动，如： 逢年过节举行团拜活动， 祭神明、祀乡贤， 聚餐唱戏。乡人有高中三鼎甲（ 即状元、榜眼、探花） 的， 要在会馆里设宴庆贺， 还要在会馆门上或厅内悬挂一块匾额， 以示炫耀。有的会馆有宰相、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大学士、大司马、大司徒、太师、总督等大小匾牌数十块之多。新贵出任之后， 自然不忘会馆情谊， 于是要对会馆做出相应的惠施， 因之使会馆逐渐得以扩建。所以出现了一种现象： 哪个会馆悬挂的鼎甲匾额越多， 那个会馆的建筑面积即越大。
另外会馆还举行结婚、做寿、宴请宾客等活动。戊戌变法以后， 会馆亦与政治活动、革命活动发生了联系。
一些大的会馆还设有学校、幼稚园、义地等附产， 举办教育等公益事业， 办理同乡的殡葬， 补助还乡旅费， 并救济贫苦同乡的生活。
会馆曾住过不少名人志士
鲁迅先生民国初年（1912 年）来北京时住在浙江绍兴县馆， 有七年半之久。开始住在藤花馆， 有三间正房， 东西各三间厢房， 在房东边还有架藤花。没住多久就迁到西边的补树书屋。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 下班后回到屋里便抄写古书和碑文。有时在星期日到琉璃厂旧书店去， 搜集些古书和古碑拓本。在老朋友钱玄同的促劝下， 鲁迅终于拿起了笔，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狂人日记》， 之后又写成了《孔乙己》和《药》。鲁迅在北京时还去过江西会馆、安庆会馆、吴兴会馆、
南通州馆等地， 参加婚礼、祝寿、听戏。
秋瑾烈士的战友徐锡麟烈士来京筹备武装， 准备皖浙两省起义时， 也曾住在绍兴县馆（ 当时叫山会邑馆）， 他曾为修缮会馆捐过钱， 他的名字镌刻在会馆墙上的石碑中。
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曾在盆儿胡同浙江鄞县会馆，召开学会成立筹备会和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 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张申府等出席。
广东省会馆是出名人最多的地方。上斜街的广东番禺会馆曾是爱国诗人龚自珍的故居。清初学者牛彝尊曾在海北寺街广东顺德会馆的古藤书屋编写《日下旧闻》。上斜街东莞新馆曾是清初名将年羹尧的故居。韩家潭的广东会馆是康熙时钱塘李笠翁住过的地方， 还是著名的芥子园旧址。
戊戌变法的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曾住在促进会馆里。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北跨院里。他住的屋子像一只小船， 所以叫汗漫舫； 当时院内种有七棵树， 又叫七树堂。有一条廊子两侧堆着玲珑的山石， 长廊壁间嵌着苏东坡观海棠帖片的石刻。1882 年6月和1888 年夏天， 康有为两次到北京应试都住在南海会馆，1897 年康有为等人在南海会馆创立粤学会。之后又相继成立了经济学会和知耻会，集体研究时政。康有为在汗漫舫写过许多诗文， 编纂过书籍， 并和他的同志多次在此策划，戊戌变法失败后， 光绪给康有为的密旨就送到这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会馆中间第二进院子的南耳房居住， 并在此被捕。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 他18 岁来京应试， 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邑馆， 以后结婚也在这里。他住的中院三间北房现在还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赴京应考的举人中发起成立保国会是在粤东新馆。康有为最后一次来北京期间还到这里凭吊。
孙中山先生1912 年夏第二次来北京时， 受同乡会的邀请曾去铁门安庆会馆、南横街粤东会馆和珠巢街香山会馆（ 后因香山县改为中山县， 会馆也改为中山会馆） 出席欢迎会， 并在香山会馆客厅吃午饭。据住在中山会馆的老住户李善星同志回忆：听说孙中山要来， 提前就把门廊油刷一新， 客厅里前面放的是硬木家具， 后面放的是黄｜色沙发， 客厅
四周的回廊上和客厅里摆满了鲜花。孙中山穿的是西服， 孙中山前夫人穿的是黑色的长纱裙， 里面是白色衬裙， 梳的是日本式的发型。同来的还有秘书宋霭龄。临别时在集益堂前的台阶处摄影留念。当时香山会馆是一个很优美的会馆，有假山、亭榭、水池、小石桥、什锦窗院墙等， 院内种有藤萝、桃树、牡丹花、梅花， 山石上爬满了爬山虎。据该院另一老住户何悦雅同志回忆：中山会馆还是辛亥革命后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 广东青年会在这里办公， 后来还成立了中山少年学会。
在湖南浏阳会馆里住过清末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 他的屋子自题为莽苍苍斋。有一副门联是他自己作的， 上联是家无儋石， 下联是气雄万夫。康有为见后， 认为锋芒太露， 劝他改作。于是他改上联为视尔梦梦， 天胡此醉，下联为于时处处， 人亦有言。袁世凯出卖了变法运动， 清兵在浏阳会馆逮捕了谭嗣同。
湖广会馆是湖南、湖北两省的会馆，前清时凡京官宴会大都在此， 以联乡谊。民国初年孙中山来京将同盟会等五政团合并组织成国民党， 就是在湖广会馆开的会， 孙中山等5 千人出席， 孙中山还作了讲演。民国五年（1916 年）梁启超曾在此讲宪法纲领。黄兴在京期间， 也来此参加过活动。
1919 年，毛泽东来京曾住在烂缦胡同的湖南湘乡会馆， 并在那里召开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 有1 千人参加。据张申府回忆，1917 年李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 在湖南会馆发表过演说，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出席会议。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林则徐，1813 年来到京师， 住在贾家胡同福建蒲阳会馆一个长方形的小四合院里。之后， 他又为筹建福州新馆而奔忙。
安徽会馆曾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的一个据点， 淮军集团当时与清廷贵族及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迫切要加强自己内部的团结， 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 这就是安徽会馆创建的主要原因。安徽会馆馆舍的规模相当大， 有三大套院和一个花园， 套院里有专门悬挂写有皖籍中试者姓名匾额的文聚堂， 有祭祀朱熹和历代名臣的神楼，有戏楼（ 现在还保存着）， 还有碧玲珑馆、奎光阁、思敬堂、藤间吟屋等建筑。花园里有云烟收放亭、子山亭、假山、池水。会馆总面积达九千多平方米。
明清时代北京规模最大、匾额最多的会馆， 当属位于绳匠胡同的安徽休宁会馆， 这里原是明代相国许维桢的宅第，屋宇宏敞， 廊房幽雅， 馆内的古藤和樱桃相传为许维桢手植， 现尚存有大学士汪由敦的手书石刻。
安徽宣城会馆曾是清初诗人施愚山的故居。安徽歙县会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清代中国货币改革家王茂荫的故居。
米市胡同安徽泾县会馆， 曾是1918年创刊的《每周评论》的编辑部， 由李大钊、陈独秀任编辑。张申府、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等经常为该刊撰稿。李大钊在会馆北屋的一间房子里经常工作到深夜。
江西会馆里常常演戏， 张勋复辟时就是在江西会馆里唱戏庆祝的。俞平伯、吴梅、袁寒云等也曾在这里演出过昆曲。民国初年蔡锷、陈师曾等著名人士的追悼会是在江西会馆举行的。
西单旧刑部街路北有奉天会馆， 原是清光绪年间奉天将军增祺的旧居， 后来送给军阀张作霖。张以各省在京均设有会馆， 独东三省没有， 乃将此房改建为奉天会馆， 后又改为东北同乡会。解放后， 原奉天会馆馆址改为西单剧场。
四川叙府会馆是我党建党初期许多共产党人从事秘密活动的地方， 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烈士以及著名的孙炳文烈士， 都在这里住过。孙炳文和任锐同志就是在这里结的婚。朱德来京寻找共产党组织， 曾住在孙炳文家里。
商业会馆也称行馆
在北京四百多所会馆中， 大约有六十多所是由各地在京的工商业者或手工业工人创建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会、行帮组织， 当时也称为行馆。
为了维护本身利益， 防止同业竞争， 排除异己， 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纷纷成立会馆、公所和公会。其中有明中叶山西人创建的颜料会馆， 明代浙东药材商创建的四明会馆， 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创建的歙县会馆， 明代山西铜、铁、锡、炭、烟袋诸帮商人创建的潞安会馆， 清康熙绍兴银号商人建立的银号会馆（ 即正乙祠）， 清初浙江慈溪县成衣商人建立的成衣行会馆， 清雍正山西烟商建立的烟行会馆（ 又名河东会馆）， 清雍正山西布商建立的布商会馆（ 又名晋翼会馆）， 清乾隆福建纸商建立纸商会馆（ 又名延邵会馆）， 清乾隆玉器行商人建立玉行会馆（ 又名长春会馆） 等等。
解放初期， 由于一些原来把持会馆的人或南逃或隐蔽， 会馆形成没人管的状态， 房屋年久失修失养，圮坍倒坏者甚多。在使用上也极不合理， 人口少的占房多， 个别同乡甚至占用房屋私自高价出租。针对这种情况。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将会馆财产有步骤地过渡到全民所有， 从1949 年开始进行全面调查，1950 年颁布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 经过说服教育， 废除了旧的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吸收各阶层进步人士及住户中进步分子， 成立了统一的管理委员会。经过大量工作， 收缴和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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