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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小胡同 作者:萧乾-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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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我还重游过福州的仓前山和伦敦西北部的哈姆斯苔德,所有那些树林如今都盖起房屋了。菊儿胡同那里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那苦命的妈死在那儿——见我的落日。天下竟有这种巧事!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刚进地毯房学徒,她就在我一辈子第一次领到工资那天咽的气,而且还吃上我挣来的一口苹果!我们在菊儿胡同住的是路东一个独门独院,一共只三间北屋,东墙根有一道山墙, 刨几个蹲坑,那就是厕所。东南墙角有只破筐,上面铺着点稻草,那就是我们那条最护家的狗小黑的窝。它饿了就到处去偷吃的,然后回来守我们那个破家。它越穷越横,生人一探头它就汪汪的咬,有时也因偷吃的给人家打得满身是血。七十年代有一回我骑车去那里寻根。唉呀,东墙南墙都各盖了两间房,挤成蜂窝了。二十年代我们在这儿住时,尽管穷,可还有个院子啊!
菊儿胡同出口是一座院坪。北面是座破庙,西边是一道垂杨柳。
中间就成了左近穷孩子们的游戏场。那就是我的小说《俘虏》的背景。
在读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我心里想的就是那片草坪。我们在那里玩过各种游戏,也斗过蟋蟀,排队举过莲花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在那里听到一位穿月白色上衣黑裙子的女士的演讲,她还教了我们一首我至今还会唱的《自由歌》。 那是一支曾影响了我一生的歌。
东直门我最熟的还是北新桥。我从小学到高三差半年毕业因学运被开除这一段,没离开过那一带。到今我仍记得当年那些铺子的门脸儿:门前冷清的棺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馆,高台阶的茶叶店,还有我在那儿吃过多少碗面条的大碗居。露天的摊子我更熟了:坐在长板凳上喝豆汁,吃灌肠或扒糕。
马路那时连石子儿都不铺。一刮风,对面看不见人。我也不知道吞下多少从戈壁刮来的土!在旋风里,坐在包月车里的少爷还当当不停地踩着脚铃,扎了红绿绸子的自行车也威风地按着嗽叭。偶尔过一辆汽车,那大概必是什么阔佬,因为倘若是位大官儿,就还得戒严呢。
谈到东直门,就不能不提提那一带的三大建筑,而且那时对我都带点神秘性。一个就是蒙藏喇嘛所在的雍和宫,每天一大早,整个那一带都能听到喇嘛念经时吹的足有一丈长的号筒发出的鸣声,深沉而且雄壮。行人可以从雍和宫前头的牌坊和影壁前穿过,看到穿着绛紫裙子黄披肩手持素珠的蒙藏老少喇嘛。一到年下和节日,喇嘛们还跳神打鬼,号筒和锣鼓齐鸣,好不热闹!前头还有几名开路喇嘛威风凛凛甩着皮鞭子,说是去邪,起哄的和不顺眼的,有时也追着打。
1925 年我参加 CY 时,已故于道泉教授一度曾领导过我。二六年我被捕后 ,他就遁入雍和宫,同喇嘛们一混就是十年,学会了藏文。三九年我们同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他教藏文。四九年后, 直到前年去世。他一直是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授。从他的早年那段经历可以看到汉藏相处得多么融洽。雍和宫对面是国子监——它的西头就是安定门了。全北京, 除了故宫,那可是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几座牌坊都没拆,那尊官工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也还健在。同南池子一样, 也仍是北京一条树木成荫的胡同。现在它成为首都图书馆了。二十年代我还从大三条排队去那里祭过孔。事先我们排过祭孔歌,现在歌词我只记得大哉孔子一句了。
贴着东直门城根还有一座十分奇特(像个大蒜头)的建筑,那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拱形屋顶上也是一具十字架,只是礼拜时又点香又点蜡烛,比耶稣教更具吸引力。他们礼拜时嘴里嘟嘞嘞——现在知道念诵的是希腊文。教堂左近经常看到一些扶老携小的俄罗斯人,都是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见人就伸手乞讨,样子看似很可怜。
就是他们使我老早就记住:当什么可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一九九五年
小黑的友情
家境顺的孩子一般都不大淘气。
我早年可很不顺。没等我出生,爹就死了。不到十岁,妈妈也撒手而去。在班上,老师的板子是专给穷孩子准备的。进了地毯房,三把铁家伙动不动就不定抡下哪把。回到家来,堂兄的脸总铁青铁青的。脾气一上来,不是罚我在那盆碧桃前边跪上个把钟头,就是挨掸把子。一回他在我头上晃起菜刀来,我妈才抱住我说,我可就这么一个儿!
大概越是处在逆境中的儿童越不正常。淘气像是对坎坷生活的一种报复,是一种发泄。记得我曾把人家的猫丢进金鱼缸里,还拔过学校厕所照明的电线。一位长者对我摇着头说,淘得简直没边儿啦!
一个晚上,我把胡同里一条野猎狗的尾巴上绑了根绳子,绳头上拴了个木片儿,害得那狗拖着木片儿在胡同里来回走了一宵:它神经质地总想摆脱那赘物。
第二天,胡同里好几口子容易失眠的街坊,都抱怨一宵也没睡安宁,气得打了那狗,也骂了往它尾巴上拴木片儿的缺德鬼!
其实,我很爱狗。早年每当自己不受待见时,就觉得狗比人好。有人骂狗嫌贫爱富,专咬衣着破烂的,放风筝如乞丐。我倒认为狗挺讲义气。小时家里曾一度连人都吃不饱,哪有什么可喂狗的。当时我们家那条叫小黑儿的狗,就到处去偷吃,可还回来看我们那个家。有时它因偷吃被人家打得满身是血,夹着尾巴嗷嗷叫着回来,就朝院子犄角那堆稻草垛上一倒,还一声声地呻吟着。
那时小黑儿可以说是我的亲密伴侣。我常带它出东直门。我倚坐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下面看书,它要么趴在我旁边打盹儿,要么就在附近觅食——有时也会碰上合得来的异性同类。但它从不走远,眼睛总溜着我的动静。
在我那孤寂的童年,小黑儿给过我不少温暖。
(原载《光明日报》,1998年1月8日)
终身大事
一、宿 命
男女结合历来是神话的大好题材。读过古罗马神话,看过西欧古典绘画的,大概都记得那个背上长了一对翅膀、手执弓箭的胖小子。他叫丘比特,乃维纳斯的令郎。这位小爱神往往蒙着眼睛举弓乱射。世间少男少女的心,只要经他那支箭射中,就天作良缘了。
幼年,在北京寺庙中间,我最感兴味的是东岳庙——如今成了公安学校。一般庙宇大同小异:一进山门总是哼哈二将,四大金刚八大怪;再往里走,大雄宝殿里不是乐观主义者大肚皮弥勒佛,就是满面春风的观世音。东岳庙可不然,它有十八狱,那实际上是阴曹地府的渣滓洞:有用尖刀血淋淋地割舌头的,有上刀山下火海的,不过那些泥塑的酷刑都旨在警世。也许为了对照,东边还有座九天宫,那座巨大木质建筑非常奇妙。我时常噔噔噔地盘着木梯直上云 霄,飘飘然恍如成了仙。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西北角上一个小跨院,那里供着一位月下老人。少男少女只要给他用红头绳一系,就算佳偶天成了。因此,这个小跨院(性质有点像婚姻介绍所 ) 里的香火特别旺盛,不断有作父母的带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穿着新缝的长袍马褂,整整齐齐,进了
庙先在炉里烧上一炷香,然后跪在蒲团上,每作完一个揖,就毕恭毕敬地朝月下老人磕一个头。
跨院里照例拥有一簇看热闹起哄的。当男青年在虔诚地朝拜祷告时,他们就大声嚷:磕吧,磕响点儿,老头儿赏你个美人儿!也有恶作剧的,故意大煞风景地叫喊:磕也白磕,反正你命里注定得来个麻媳妇儿!
正因为有这帮子人捣乱,几乎就没有见过女青年来跨院里朝拜。有人说,她们来也赶大早或者傍晚,因为她们也需要月下老人的照顾。
于是,我心下就冒出个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男婚女嫁?
有位长者捋了捋胡子,用一首北京儿歌回答了我: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咧咧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么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明儿早晨给你梳小辫儿。
那是我最早接触的一份恋爱(或者说结婚 ) 哲学。这种哲学不但以男性为中心,而且十足的实用主义。
二、浪 漫
我听过一位教授的英国文学史课。学期终了,一检查笔记,讲授的内容一半以上都是历代英国作家——尤其诗人们的恋爱史。温课的时候,禁不住要比较一下究竟是拜伦还是雪莱恋爱的次数多。
在西洋文学里,恋爱的确是作家们向来最热中的题目。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一剧里,写尽了青年男女在恋爱中的痴情、妒忌、执拗和盲目。月光下,在那扑朔迷离的小森林里,喜欢恶作剧的小精灵迫克,就在仙王奥布朗的指使下,捉弄起少男少女。这里海誓山盟,那里越追越躲。及至东方破晓,才又恍然大悟。
情人眼里出西施。看来爱情是盲目的这个概念,也并非中国人所独有。
十八世纪英国诗坛大师威廉 · 布莱克认为爱情的奥秘在于只可神传不可言说。他有一首诗,三十年代译出后曾在我国传诵一时。我身在医院,手边既没有原文,更没有中译文。只记得头四行仿佛是这样:永莫试图诉说你的爱情,爱情是不可言说的;正如微风的吹拂,温煦地,无影无形地……
在许多欧洲作家眼中,爱情总是一种矛盾重重的东西。有的形容它作甜蜜的折磨,有的说是傻子的智慧,智者的愚蠢。烦恼,但又无可奈何,说是像出疹子,一场人人都得经受的灾难。中国也有女难之说,有人不胜惋惜地喟叹英雄难过美人关。但也有为女方抱不平的,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明代就有文人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壮举,来为忠实于爱情的姑娘大出一口气。
法国作曲家比才在著名歌剧《卡尔曼 · 哈巴涅拉舞曲》里,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爱情:爱情像一只自由的野鸟,没有人能把它驯养,去恳求它也无用。倘若它想拒绝的话,无论是威胁还是祈求,它都满不在意。接着又唱道:爱情是茨岗的孩子,它永远不理会法律的约束。你以为已把这只鸟儿抓住,转瞬它又振翅飞去。爱情远逝了,你无限惆怅。当你已不再向往时,它又飞回你身边,围绕着你迅速盘旋。它似擒又纵,来而又往。总之,不可捉摸就是了。
然而另外也有些人带了不屑的神情,把绝代佳人斥为绣花枕头一肚草。他们所追求的显然是更为实际的东西。
三、实 际
朋友讲过一个只有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才会发生的事:据说有位臭名昭著的伪满大汉奸的外孙女,长得如花似玉,然而苦于身上背了个某某人的外孙女这么个无形的沉重包袱。由于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这笔资本,甩掉那个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在追逐者中间,她挑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之子。她提的条件是:给我党籍军籍。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只是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原来嫁了个难以容忍的浪荡子。她抱怨,她抗议,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终于闹翻了。她提出离婚,对方说,离就离。军党二籍也立即随着婚姻关系一道消失,她作了场不折不扣的黄粱梦。
另一个同样属于人生小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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