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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07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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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娘被赶出去之后才发现，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
当时是乱世，一个怀有身孕的年轻女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孤孤单单的，她该怎么办呢？据三娘自己说，她开始给人作保姆，等到她身子一天一天不方便不能再作保姆的时候，她就捡破烂。那时候三娘一定十分想念小姐，想念和小姐在一起的那些好日子。她在大街上偷偷地捡着菜叶和别人丢弃的食物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些的。因为她还那么年轻，她一定渴望过上过去那样的好日子。
忽然有一天，在大街上，她被一个衣衫褴褛的军人拉住了胳膊。那是少爷的副官。三娘把副官带回了自己的窝棚，照顾他，帮他养伤。养好伤的副官看着三娘的肚子，看看她的处境，问她小姐和二太太的情形……副官抹去三娘脸上的眼泪说，我娶你。
三娘生了个女儿，女儿出生在江南的早春，副官给她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齐迎春。那一年，三娘只有十七岁。有了副官的三娘已经不再幻想小姐的原谅了，可她还是希望小姐知道这个孩子，毕竟，那是少爷的孩子。三娘甚至想，如果小姐要那个孩子，她一定会给的。
去给小姐报信的副官回来说小姐已经死了。
三娘哭得死去活来。她对我母亲说，当时，她倒不完全是为小姐的死伤心，她是想自己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回四川老家了。我在三娘的怀里吃完奶，打着饱嗝，笑盈盈地看着她的时候，她对我说的那些话也许都是对自己家乡的眷恋吧。其实，现在想来，三娘真正的老家究竟在哪里，她并不知道。小姐的家乡就是她的家乡，可是现在小姐死了。小姐是她和四川之间惟一的维系。现在，这条路断了。她再也回不去了，这个念头一定让她痛苦万分，她找不到自己的根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也许正是因为故乡已经成为永远不可能再去的地方，三娘的乡音才会被她那么顽固地坚持着——她在上海住了三年，在我的家乡鄂西北一住就是几十年，可是她的四川腔却从来没有一点改变。
不幸的是，副官又被抓去当兵送上了前线。副官走的时候摸着三娘微微隆起的小腹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让我的儿子姓我的姓，如果是个女儿就算了。
几个月后，副官的儿子出生了。副官却和少爷一样一去不回。直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士兵找到了三娘，给她送来了副官的遗物。三娘抱着副官的东西哭啊，她的泪水里混合着一种幸福——副官是真正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的，他能让人把自己的遗物带回来交给她，他是真正把她看作亲人的啊！
三娘后来就带着两个孩子跟着那个断腿的士兵老张回到了他的家乡——湖北襄阳的一个小镇，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那里一直生活到现在。
对于三娘为什么会嫁给那个年老、丑陋且又断腿的士兵老张这件事，我一直有些不明白。那时候，三娘也不过才二十出头，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可是，以她的姿色，在上海找一个比老张强的人并不难吧？如果是因为要逃避战争，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抗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三娘的行为了，是同情和感激。老张在战争中失去了健康，而三娘失去了小姐、失去了少爷、失去了副官。上海那个城市对她来讲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她要尽快离开那里，不管跟谁一起，只要有人带她走她都会走的。而恰恰那时候，老张就站在她面前，手里捧着副官的遗物……
不知道为什么，三娘和老张回到镇上很多年才又生了一个儿子。她的三个孩子有三个姓——老大跟少爷姓齐，名迎春，老二跟副官姓王，名道远，老三跟士兵姓张，名道成。这样的一个家庭在我们那个小镇上是很特别的，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知道，小镇上有一个断腿的士兵老张娶了一个军官太太，这个军官太太嫁过三个丈夫。也许，这就是人们都叫她“三娘”的原因吧。
下了火车，我和母亲又坐上了直通小镇的公共汽车。我很少回乡，就是回来也只是匆匆而过。好像在我的心里，故乡的一切、过去的一切我是宁愿遗忘的。可是这一次不同，三娘的死把我拉回到我出生时、甚至更早的时间里去。当我看到眼前的故乡的时候，我是真的吃惊了——我几乎找不到童年的印象了。那些旧时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破旧、低矮的建筑都已经不复存在了，狭窄的石子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一幢幢高楼耸立着，小镇周围大片的麦田被一片片簇新的农舍分隔了……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记忆、那被高楼被崭新的景象掩盖的记忆忽然间洪水一般从遥远的、深不可测的地方奔涌而来。
我出生时，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充足的奶水喂我。我刚刚满月的时候，母亲就托人为我找保姆。父亲的一个朋友说，镇上有个老革命，就老两口，自己没有孩子，生活条件也好，想孩子都想疯了，把慧慧给他们带那是再好不过。父亲开玩笑说，那可不行，他们那么喜欢孩子，会不会把我女儿抱走不还了？！父母就又托人找。再来的人就是三娘。她是自己找来的。来的时候还牵着个两岁的男孩。她对母亲说，听说母亲正在找保姆，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作别人的保姆，她说她的奶水很好，就是喝凉水都发奶，又浓又多，说着还把母亲拉到一边，掀开衣服给母亲看。母亲看着她鼓涨的Ru房，非常羡慕。最后，三娘说，她需要这个工作，她要养活自己的几个孩子。三娘用了“工作”这个词，这让我母亲很吃惊，小镇上的人一般都不这样讲的。母亲看三娘干净利落的样子，她们当场就成交了——我被交到了三娘的手上。母亲一个月付给三娘十元钱的报酬。那时候的物价很便宜，十元钱差不多可以买到近一百斤粮食。
三娘的丈夫老张在镇上的一个面粉厂当搬运工。一想到老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条断腿。那条腿上总是用麻绳和破布绑着一根很粗的木棍，那根木棍就像他的腿一样灵活。我想我之所以对那条断腿的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以我当时的年龄，目光所及的地方可能正好就是那个部位，而我对那条腿的奇怪样子一定充满了好奇。我努力去回想老张的全貌，浮现出来的是一尊黑色的泥塑：一个满面愁容的男人，坐在有些腐朽的门槛上，伸出那条缠着麻绳和破布的断腿，抽一根长长的烟锅，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我还很小的时候老张就死了。人们都说老张是累死的。那应该是六十年代底吧。
老张死后，三娘的日子就更艰难了。那时候我已经两岁多了。母亲给三娘长了两块钱工钱，每次去接我的时候，母亲都会给三娘的孩子们带些吃的，我哥哥的旧衣服，母亲也总是缝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送给三娘的小儿子穿。
因为家里穷，三娘的大女儿齐迎春直到二十多岁还没有说婆家。迎春家虽然穷，却也是吃商品粮的，三娘对于男方家里一定也要是吃商品粮的这一点十分坚持。三娘就对我母亲说，请我那在城里当干部的父亲帮帮忙，帮她女儿介绍个对象。三娘说女大不中留啊，女儿在家虽然能帮她照顾孩子，可是，到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她一个大姑娘要吃饭要穿衣，三娘说我拿什么养活她呀。母亲对父亲说了好多次以后，粗心的父亲才记住这件事，后来父亲还真让人给迎春介绍了一个对象，只是那人在很远的青海，是个搞地质工作的，好像读过大学。妻子因为受不了高原生活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还留下个五岁的男孩。那个人说如果迎春能答应他的婚事，他可以给三娘两百元钱的聘礼，还可以给她二十岁的弟弟道远安排工作，就在他们的地质勘探队里。三娘一口就答应了，她一连声地对父亲说谢谢。可是，迎春说什么也不答应。道远和他姐怄气，说姐姐自私，一点也不替他着想。三娘只是看着迎春流泪。她说，春儿，妈不会逼你的。你看看我们这个家，你留下来能有啥子前途嘛？迎春哭了一晚上。第二天，三娘来接我的时候就对父亲说，我家迎春已经答应了，您给对方回个话吧。
迎春的婚礼是在小镇上办的，那天镇上的人都跑来看三娘家从青海来的女婿。镇上的人大失所望：那个男的已经秃了半个头顶，脸色蜡黄，肿胖的脸上，一个圆而肥的大鼻头，厚厚的两片嘴唇怎么也包不住自己的牙齿。大人们摇头叹息，可惜了迎春这个好姑娘。迎春出嫁以后好多年都不和她母亲联络，三娘每每和母亲说到迎春都会叹气说自己对不起女儿。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道远有了工作，道远有了工作呀！三娘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完成了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道远是副官的儿子，道远的幸福在她的心中是要比迎春的幸福重要得多吧。
迎春和道远走了，三娘心头的两块石头落了地。那段时间，三娘的心情特别好，她闲下来的时候就把我抱到腿上，给我唱咿呀难懂的越剧。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三娘唱的是越剧。现在想来，那个时候，亲情是多么淡薄，贫穷把中国人最基本的感情体验都给挤压得无处藏身了。
三娘抱着我的时候，她的小儿子道成就在场院的边沿处假装挖土玩，眼风犀利地向我瞟来。三岁多的我，还看不懂他的眼神，以为他在挖什么好玩的东西，就拼命从三娘身上挣脱出来跑到他的身边，友好地问他在挖什么。他就挥起手上的一把破铁铲向我的头上砍来。一般他都是象征性地砍一下，见我要哭他就会赶紧把我哄好。有一次他用力过猛，我的额头当时就流血了。看到血，道成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大概是他发愣的样子吓着了我，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哭了起来。就在我发出第一声哭喊的时候，道成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三娘吓坏了，她把我抱到镇上的医院处理好伤口，浑身颤抖地把我抱回家，等待母亲到来。她轻轻揽着我，拍着我，用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道，慧儿，你疼吧，三娘也疼。三娘比你还疼……天快黑了，道成还不敢回来，往后，你不要怪他……她的声音那么低沉柔和，我在她的怀里慢慢地睡着了。
这件事并不像三娘担心的那样。我母亲没有责怪道成。母亲牵着道成去了镇上的供销社，给道成买了一件新衣服，还给他买了两斤五颜六色的糖果。道成很高兴地跟着母亲回到了三娘家，他把糖果分给我一些算作道歉。我们很快就忘记了那件事情。只是，我的额头上至今还留着一个浅浅的伤疤。
道成上小学的那一年，三娘的生活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她每个月除了有十二元钱的收入，还能从面粉厂领到三元钱抚恤金，母子二人也能凑合着度日。可是，道成上学了，每个月的开支就大了起来。母亲对三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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