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母教师 | 乡村精品合集 | 乡村活寡 | 乡村欲爱 | 乡村春潮 | 乡村花医 | 欲望乡村（未删） | 乡村艳福 | 乡村春事 | 人妻四部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③施里芬（1833—1913），德国元帅，曾任总参谋长，制定了对法、对俄两线作战的“施里芬计划”。

杰妮丝虽然长了个法国裔的拉古秋家族大鼻子，门牙不太整齐，却算得上是彭萨科拉的美人之一。她的嘴、皮肤和淡褐色的眼睛都挺可爱，身材又特别妩媚动人，所以男人们都禁不住盯着她看，就象看一团火一样。她高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声音娇滴滴的，举止活泼有生气。她的家庭拥有俱乐部范围内最大的一幢房子。拉古秋家确实有钱，两代人从事伐木事业，毁坏了墨西哥湾成百英里的松木森林，把北佛罗里达变成了昆虫密集的沙土荒漠。她的父亲在沉寂而安于现状的彭萨科拉是个奇人，是第一个活跃在政界的拉古秋。

杰妮丝在华盛顿长大，她有远见，也沉着、冷静。她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和美国历史，而且打算进法律研究所。她希望嫁一个名人；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参议员；一个州长；要是有幸嫁个未来的总统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对那些为她的美貌和潇洒的风度倾倒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无情了。她是出来寻找大猎物的，结果以冷若冰霜出了名，而她也以此为乐。她的最低要求是在她不得不到彭萨科拉避暑期间，能碰到一个值得相识的人。而在这许多人之中，她选中了一个海军飞行员！不管怎么说，华伦·亨利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夹灰的头发；柔和的微笑带点机灵而又放浪的神气，这些都使他特别动人。他的一举一动对一个安纳波利斯的优等生来说，显得太熟悉女人了。这非但没使她不安，反使华伦更有特色。

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聊了，在月光下紧紧拥抱着跳起舞来。一旁观看的彭萨科拉人纷纷开始打听这位头上有块伤疤的海军中尉的身世。华伦在飞机出事时，额上摔破了，缝了九针。那些海军飞行员都羡慕地彼此相告这位拉古秋姑娘是什么人。

华伦回到单身军官宿舍时，看到泰拉赫夫人留下的两个电话条儿。泰拉赫是他在巴尔的摩分了手的女人，有三十岁了，为了她，华伦差点被军官学校开除。他父母乘船去柏林那天，他就是和这个女人睡了一下午。华伦是在军官学校读三年级时遇到她的，那时她是一家茶馆的老板娘。她答应了他的大胆要求，同意在茶馆关门以后和他见面。这是个聪明的小个儿女人，可是命运不济，嫁过两个凶残的丈夫。她爱读书，喜欢艺术，而且特别多情。华伦渐渐爱上了她。一次，她和个上了年纪的人去度周末，华伦嫉妒极了，甚至简单地想和她结婚。拜伦为了这件事和他好好地谈过一次，尽了一个做兄弟的最大努力。海伦·泰拉赫不是个坏女人，仅仅是个孤独的人，既然法律规定年轻的预备军官们不许结婚，他们当中爱沾花惹草的就会去找这个或那个泰拉赫夫人。华伦的最大错误就是请她到彭萨科拉来，但那时他刚在海上呆了三年回来。现在她呆在圣卡罗斯旅馆，当大餐厅的接待员。

但她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遥远了！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杰妮丝·拉古秋的缘故，希特勒入侵波兰也使未来具体化了。华伦认为不出一年美国就会参战，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他可能被打死，但是在这次战争中他可要飞了，要是运气好，他还会有优异的战斗记录。华伦是信奉上帝的，但他认为上帝比那些传教士所说的还宽宏大量得多。一个能创造出“性”这样奇异东西的神，是不会对它太一本正经的。亨利海军中尉正坐在他那间陈设简陋，有着高高的老式天花板的房间里，设法不去理会同伴的鼾声，往窗外望着，凝视着单身军官宿舍外面那片洒满了月光的寂静草坪，幻想着战后的黄金岁月。

政治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贪婪地学到的历史知识，使他了解在战争中政治家是领导者，军人仅仅是工匠。华伦对那些到军校和舰队来参观的政治家们，作过仔细的观察。其中有些象他父亲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更多的是些笑容可掬的家伙，带着忧虑的目光、伪装的微笑、松弛的肚子。他知道，父亲的野心是成为海军将官。华伦也有这个愿望，但为什么不想得更多一些呢？杰妮丝·拉古秋颇有头脑，她凡事都懂。一天工夫华伦·亨利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早晨战争为他展示了未来，晚上未来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伴侣又从天而降。

他做了一桩怪事。他走到窗前，望着天空的月亮低声地祷告了一会儿，他小时候与父亲一同到教堂去，经常这么做。

“主保佑我得到她；保佑我通过这次考试，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飞行员。我不求您保佑我活命，我知道这将取决于我本人和我是否在数，假如我真能活过这场战争，那么——”他对着繁星闪闪的夜空笑了笑——“好，那么咱们等着瞧吧。行吗？”华伦是在向上帝献殷勤。

他没给泰拉赫夫人打电话，就上床睡了。她总是在等着他的电话。但现在，对他来说，她就象是中学里认识的一个什么人了。

早晨，还不到六点，大使馆来的电话把维克多·亨利吵醒。代办因为战争爆发，召集使馆人员开紧急会议。

罗达嘟哝着翻了个身，把裸露的白胳膊搭到眼睛上。帕格掀开被盖，窗帘缝隙里透进一缕阳光，横照到床铺上，细细的尘埃在苍白的光柱里舞动。希特勒动手的日子天气可真好啊，帕格睡得迷迷糊糊地想，真是这个杂种的运气！侵略的消息并不使人吃惊。自从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以来，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头一天晚上，在阿根廷使馆举行的盛大晚宴上，每个人都注意到，德国的军方人士和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每个人也都谈论战争。有个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格说，入侵是在早晨三点来钟。那个家伙消息真灵通！世界已经跨过了时间的红线。维克多·亨利跳下床，到一个新的时代去工作了。这还不是他的战争，不是他一辈子受训练准备打的战争，这个战争还没打起来。但他肯定不久就会打起来的。他虽然不觉得惊奇，可还是很兴奋，很激动。

他在书房里打开收音机，它好象好久才热起来。他又打开落地窗。鸟儿在阳光瑰丽的花园里歌唱，一阵轻风吹来，带来了窗前红花盛开的灌木的浓郁芳香。收音机嗡嗡、噼啪地响了一阵，一个播音员开始播音了。听起来与上周任何一个柏林的播音员没有丝毫不同，那时讲的尽是些对在波兰的德国人犯下的“难以相信的暴行”，如：强奸、杀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砍下儿童的手和脚，等等。事实上，在这番长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胡说之后，战争爆发的消息听起来几乎是平淡无奇的了。这个声音还是那么刺耳，还是那么充满正义感，描述元首的进军决定，就象谴责暴行时一样。

关于波兰人进攻格莱维茨、去占领一座德国电台一事——据广播说，这一暴行使得德国军队派了二百多万开进波兰以便“自卫”——也是以同样一本正经的轻快语调广播着，就象播送德国人深入波兰领土，波兰边防部队突然溃败的报道一样。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得要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准备，而且已经冲向波兰好几天。说波兰“进攻”，是哄孩子的骗人蠢话。维克多·亨利已经习惯了柏林电台这种把事实与谎言混在一起的含糊论调，但纳粹对德国人智慧的轻蔑还是使他吃惊。这种宣传当然已经达到一个目的——缓和这场新的战争对人们的冲击。

罗达打着哈欠、系着睡衣的带子走进来，她把头转向收音机。“怎么！他真干起来啦。可不得了！”

“对不起，把你吵醒啦。我还尽量把声音开低了呢。”

“哦，是电话把我吵醒的。是使馆来的吗？”帕格点点头。

“我也这么想。呃，我揣摩我应该起来听听消息。咱们不会卷进去吧？”

“不大会。我甚至不能肯定英国和法国会参战。”

“孩子们怎么办呢，帕格？”

“哦，华伦和梅德琳不会有什么问题。谣传说，意大利不想打仗，所以拜伦也不会有事。”

罗达叹了口气，又打个哈欠。“希特勒真是个怪人，我得出这个结论了。他是怎么个办事法儿呀！我喜欢他和人握手时那种坦率和男人气，挺象美国人；还有那迷人、腼腆的微笑，但他那双眼睛很怪，你不觉得吗？总是很冷淡，有点难以捉摸。对了，咱们为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实业家举行的晚宴怎么办？他叫什么来着？还举不举行了？”

“叫柯比博士。现在他可能到不了这儿了，罗达。”

“亲爱的，请一定弄准了。要知道，我有客人要来，还请了助手，准备了食物。”

“我尽力而为吧。”罗达慢吞吞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时代》周刊不停地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几个月了。看起来总好象不现实似的。现在不是打起来了吗？不过总觉得有点滑稽。”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哦，那当然，仗已经打起来了。我本来应该和萨丽·福莱斯特一道吃中饭的。我最好先问清楚她的午宴还举不举行。真糟透了！我预约的理发时间——啊，对了，是明天。或许是今天？早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总不好用。”

因为会议开始得早，帕格放弃了早上去使馆时宝贵的五英里步行，开了车去。要说柏林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往常更安静了。市区中心的林荫道上是一派星期日景象，来往的汽车少了，便道上行人也不多。所有的商店都开了门。某些交叉路口停着些小型卡车，上面架着机枪，装满了头戴钢盔的士兵。工人们在沿着公共建筑物的墙边堆沙袋，但所有这些行动都似乎没什么一定的目的。咖啡馆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在动物园里一早散步的人们——保姆们、孩子们、上年纪的人——象往常一样，天气好就都出来了，卖玩具气球和冰激凌的小贩也来了。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不常见的大量飞机嗡嗡地飞过天空，柏林人都抬起头注视着天空，然后彼此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一下。亨利还记得上一次大战爆发时欢腾的柏林居民拥向菩提树大街的快乐场面，很显然德国人是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加这次战争的。

大使馆成了吓坏的游客和未来的避难者——主要是年老的犹太人——的大漩涡。在代办的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使馆人员会议开得沉闷而简短。华盛顿还没来特别指示。大家传阅一下油印的战时条例小册子。代办要求每个人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中立口气。如果英法参战，美国大使馆可能还得照顾那些流落在德国的英法公民。美国在这个麻烦的时刻对野蛮的德国人采取适当的举动，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会后，维克多·亨利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手处理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收文筐，告诉他的文书设法找到巴穆·柯比博士，那位从科罗

拉多来的电气工程师，他从军械局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打来了电话。“喂，那个坏蛋要向帝国议会进行解释，你想听听吗？我可以把你带到记者席里去。这将是我在柏林写的最后一篇报道。我已经拿到离开此地的证件，前几天就该走了，但是因为生病，耽搁了。上次带我去看斯维纳蒙台基地，我还欠你情呢。”

“你没欠我什么，不过我一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