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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五年多，他已经有一点放弃自己的事业心了。他对战争有兴趣，在作战计划处他曾经从事一种提心吊胆的战斗，以争取登陆艇方案列于优先地位。“帕格的女朋友艾尔西”不是开玩笑的；但现在他不能继续斗争了。麦克·德雷顿将接替他。麦克是一个很好的中校级军官，在舰船局有很多经验，对国家的工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但是他缺少斗争性，级别也不高，“艾尔西”看来要吃亏。

这个不会持久。有一天登陆艇问题会急转直下——亨利从他的战役研究中深信这一点——登陆艇会列在优先照顾项目的最前面，随即出现建造登陆艇的狂热。军事力量可能受到损失，可以想象第一次登陆作战会失败，会有大量伤亡。但是，帕格想，以为战争重担就在自己肩上，而且象过去为自己的前程那样为“艾尔西”坐卧不安，那是很可笑的。那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战争比任何个人都大得多，他自己是一个很小的，可以替换的齿轮，这样或那样，或迟或早，美国一定会生产足够的登陆艇来打败希特勒。目前他得到他的战列舰上去。

他拿一盏灯走到站在角落里的地球仪旁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测量莫斯科到珍珠港的距离。他惊奇地发现他不论从东边走还是从西边走，简直没什么差别。这两个地方是地球的两极。但是从哪个方向走耽误的时间较少、比较安全呢？从西边走，有好的快速交通工具，横渡大西洋到美国，然后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从旧金山到檀香山。多轻快！不幸的是由于可怕的战争障碍，现在从这个方向经过欧洲，从斯皮茨伯根到西西里，从莫斯科到英吉利海峡，已经不可能通过了。通过火线还有几条小道：北海护航队，以及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之间的航空联系也可以碰碰运气。从理论上讲，如果他到了斯德哥尔摩，甚至可以通过柏林和马德里到里斯本；但维克多·亨利上校在他前往“加利福尼亚号”赴任途中，不想再踏上德国以及德国所控制的国家的领土了。上一次他对沃夫·斯多勒粗暴地侮辱了戈林，一定记录在案。德国人现在已接近世界性的胜利，可能有兴趣整整维克多·亨利。

那么，往东走？俄国火车又慢又没有准，从德国人进攻的方向来的难民已经拥挤不堪了。偶尔开一次的俄国飞机更没有准了。但是，这一条路安全一些，同时也近一些；特别是从古比雪夫走，到珍珠港又近了五百英里。是的，他想，他最好现在就让心烦意乱的俄国人安排他绕地球东边走。

“你象一个疯狂的征服者，”他听到斯鲁特说。

“噢？”

“在灯光之下贪婪地看着地球。你只需要加一点小黑胡子就成了。”外交官靠在门边，一个指头摸着烟斗。“我们有个客人在外面。”吊灯下面的桌子边上，一个矮胖的俄国兵站在那里，正从长咔叽大衣上往下掸雪，他摘下大檐帽，抓住一只护耳摇晃，帕格大吃一惊，认出这人正是乔彻南·杰斯特罗。这个人的头发现在剪得很短，稀稀拉拉长了一些棕色胡子，有一些已经灰白了，他看起来又脏又不整齐。他用德语回答斯鲁特的问话，解释说，为了一身冬衣和合法的证明文件，他混进一个流动部队当了兵。莫斯科当局把难民和散兵都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紧急工作队，只简单问了一下就让他们参加了。他有一些假证明，有一次在防空洞里，一个巡逻警察曾经盘问过他，并把这些证件拿走了，但是他想办法溜掉了。别的假证明文件还可以买到，有一个市场卖这些证件，但他觉得现有的军队证明比较好。

“在这个国家，先生，”他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比猪狗还不如。猪狗没有证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吃饭睡觉，人不行。也许，过一阵子，战争情况会好转一些，那我就能够找到我的一家人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斯鲁特问。

“在斯摩棱斯克和游击队在一起。我的儿媳妇病了，我是在那里离开他们的。”帕格说：“你还打算穿过德国封锁线回去吗？”

娜塔丽的叔叔奇怪而诡诈地朝他微微一笑，有胡子的嘴一边向上弯起，露出了白牙齿，另一边严肃地紧闭着。“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亨利上校，到处都是树林。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紧靠着大路驻扎。我已经穿过这条线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跟我一样。”他转过来对斯鲁特说，“就这样。不过我听说所有外国人都将离开莫斯科。我想知道。我给您的文件怎么样了。”

外交官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瞧了一眼，露出同样犹豫而发窘的表情。“噢，我让一个重要的美国新闻记者看了这份文件，”斯鲁特说，“他写了一长篇文章寄回美国，恐怕结果只会在报纸里页登一小段新闻。您知道，有多少关于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报道啊！”

“象这样的事？”杰斯特罗喊道，他那胡子拉碴的脸上显出愤怒和失望。“儿童们，母亲们，老人们？闭门坐在家里并没干什么事，半夜都给拉到树林中挖好的坑里枪杀了？”

“太可怕了，也许明斯克地区的德军司令是一个疯狂的、狂热的纳粹分子。”

“但是打枪的人不是士兵，我对您说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制服。这里在莫斯科，从乌克兰和北面来的人，讲的是同样的故事。这些事到处都发生，先生，不仅仅是在明斯克。请原谅我。但您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给你们大使呢？我肯定他会把它送给罗斯福总统。”

“我已经让他注意您的材料了，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们的情报人员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

“什么？但是，先生，这是难以置信的！明天我可以带十个人对你讲这样的故事，带着发誓书。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亲眼目睹的，就是从德国人用的那些卡车上逃跑出来的，还有——”

斯鲁特带着被激怒的语气打断他的话说：“您看，我的好伙计，我现在几乎只剩下一个人——”他指了一下堆满文件的桌子——“负责我们国家在莫斯科的所有事务。我确实认为我已经为您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了。在我们的情报人员提出怀疑以后，我违背上级指示，让新闻记者看了您的文件。我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事实上，我留在莫斯科干这个谁也不愿干的事，主要是想弥补一下。您的故事是很可怕的，我自己是倾向于相信您的材料，心情是难受的。但是这只是战争恐怖的一小部分。莫斯科可能在七十二小时之内沦陷，这就是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很对不起。”

杰斯特罗若无其事地听完了他发的这一通火，用冷静而顺从的语调回答说：“关于遭训斥的事我感到很抱歉。不管怎样，只要罗斯福总统能够知道这些对无辜老百姓的疯狂残杀，他就会制止它。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这件事。”杰斯特罗转过来对维克多·亨利说，“上校，您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使罗斯福总统知道这件事？”

帕格已经在设想由他自己写一封信给总统。他看过好多类似杰斯特罗提供的材料，还有关于德国人残杀游击队员和村里老百姓的更可怕的官方报告。这样的信一点用处也没有，比没用更坏，是不在行的。这将是在总统面前唠叨一些他已经估计得到或知道的事。他，维克多·亨利，是个海军军官，是为了《租借法案》的事暂时离职，在苏联值勤。这样的信，象拜伦在总统宴会上提出的事一样，是很不恰当的行动，拜伦至少还可以说年轻无知，关心他自己的老婆。维克多·亨利对杰斯特罗的问题只摊了摊双手。

杰斯特罗忧郁地点了点头，说：“自然，这不是您份内的事。您有娜塔丽的消息吗？她跟埃伦回家没有？”

帕格从胸前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几个星期前拍的。也许现在他们已经出来了，我想是这样。”

拿着照片凑近灯光，杰斯特罗的脸突然露出与原来不相适应的温柔热情的微笑。“啊，这是个小拜伦。上帝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他瞧着维克多·亨利，把照片递还给他。亨利听到他用德语说的这几个有感情的字，眼睛都湿了。“好吧，你们几位先生对我很好，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把明斯克发生的事告诉了你们。也许有一天这些材料会到一个合适的人手里。它们是真实的，我祈祷上帝，但愿有人会很快想出办法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罗斯福总统。总统必须从德国人的魔爪中解救犹太人。只有他能做到。”

说完这些话，乔彻南·杰斯特罗毫无表情地对他们勉强笑了笑，就消失在小煤油灯灯光外的黑暗中了。

困极熟睡了一两小时后，闹钟又把帕格闹醒，他差不多忘了他写的信。在民族饭店信笺上潦潦草草写了两张纸的这封信还放在桌子上闹钟旁边。单调的小房间里，虽然窗子都糊了窗缝，仍然冷得要命。他穿上一件在伦敦买的厚羊毛浴衣，又加上一双厚袜子，坐到桌子边，重读写好的信。

我亲爱的总统先生：

任命我为“加利福尼亚号”舰长满足了我平生的志愿。我一定克尽职守，不辜负对我的信任。

我已经给霍普金斯先生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我根据他的要求去莫斯科外围前线进行访问的情况。我把所有细节都写上了，也许不值得您一阅。我的基本印象是，大概俄国人能顶住德国人的进攻，而且迟早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代价是可怕的。目前他们需要——也应该得到——我们提供的各种援助，越快越好。从我们自私的目的来说，我们不能比这更好地发挥武器的作用了，因为他们杀伤了大量德国人，我看到很多死尸。

我还冒昧地提醒您，这里的大使馆最近收到证据确实的材料，说明明斯克城外非正规的德国军队曾难以置信地集体屠杀犹太人。我记得您在“奥古斯塔号”旗舰上说过，再继续辱骂希特勒是没有用的，而且等于羞辱自己。但是在欧洲，美国被认为是人类最后的堡垒，而您，总统先生，对这些人来说是地球上正义之神的代言人。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不管怎样，这也是事实。

我大胆建议您，调来关于明斯克的材料，亲自一阅。如果您向世界揭发他们并以材料来作为谴责的依据，德国再进行这些暴行时就得再三考虑考虑。同时世界舆论可能从此反对希特勒政府。

尊敬您的，

美国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睡醒以后再重新读一遍这封信，他最突出的感觉是信里的意思考虑不周，最好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第一、二段是无害的，但总统尖锐的眼光一下就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陪衬。其余部分是信的实质，却是多余的，甚至是不得体的。他建议总统越过国务院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驻苏联大使在内，要求阅读一些文件。罗斯福实际这样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对维克多·亨利的评价就要降低了。他会马上想起亨利有一个犹太儿媳，为这个儿媳还麻烦过他。而且，帕格甚至还不知道这个材料的可靠性。杰斯特罗也可能正如塔茨伯利所猜测的，是苏联内务部派来的，编造一些给美国人看的材料。这个人看来挺诚实，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在亨利的事业中，他曾经起草过几十封这样构思错误的信，想解决一些问题，后来都放弃不用。他有一种严格的编辑眼光，和一种准确的职业性自卫的敏感。他把信翻过来放在桌上，因为门口有人重重地打门。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