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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二)-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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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作风，王浚大怒，斩韩咸。鬼韩咸显然看错了对象，天下只有真正的英雄豪杰，才心胸开阔，接纳良言。像王浚之辈，不过一头凶猪而已，反应必然是老羞成怒。
民主政治制度虽不能把猪变成英雄，但因为权力受到克制的缘故，却可以使猪只限于「愚」，无法升高到「凶」的层面。不仅能拯救韩咸一命，也能拯救王浚不致落到悲惨的结局。
鲁徽
汉赵帝国平西将军赵染，攻击晋帝国首都长安。进驻新丰（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索，率军抵御。赵染露出对索轻视的表情，秘书长（长史）鲁徽说：「晋国（晋帝国）君臣，自己知道衰弱，无法跟我们对抗，一定拚命，不可以瞧不起他们。」赵染说：「像司马模那么强大，我打垮他如同摧枯拉朽。索是什么东西，岂能污染我的马蹄刀锋？」第二天清晨，赵染率轻装备骑兵数百人，发动拂晓攻击，说：「等我捉住索回来，再吃早饭。」索在新丰（陕西省临潼县东北）城西反击，赵染兵败，后悔说：「我不听鲁徽的话，才弄到这个地步，有什么颜面见他！」下令诛杀鲁徽。鲁徽说：「将军愚昧刚愎，所以失败。不知道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嫉妒智慧比你高、能力比你强的人，用诛杀忠良，来遮盖自己的羞辱。皇天后土明察，你能死在床上？」
田丰死在袁绍之手（参考二○○年十月），而今，鲁徽又死在赵染之手。袁绍虽然受了鲨鱼群的拨弄，但多少还有一阵子清醒，接着才爆发变态的行动。而赵染一开始就羞不可当。英明的领袖，左右坐的多半是智慧比他高、才能比他强的朋友。平庸的领袖，左右站的多半是智慧跟他相等、能力跟他相若的同僚。等而下之的猪领袖，左右跪的多半是智慧比他低、能力比他差的部属。鲁徽平常一定有很多谋略，使赵染自顾形惭，如芒刺在背，鲁徽不死，赵染不安。
我们为鲁徽悲，难道他真的一直没有发现对方的层次太低，为什么不早早摆脱？
淳于伯鲜血逆流
三一六年，晋帝国丞相司马睿，听到首都长安陷落消息，下令大军北伐，在野外结营，自己穿上盔甲，传令四方各州郡，定期出发。届时，因为粮秣运输超过时间，斩后勤司令（督运令史）淳于伯。行刑后，刽子手把刀在柱子上抹擦，企图拭去血迹时，刀上鲜血忽然顺着柱子上冲，冲出柱梢二丈有余，才坠下地面；围观的人，都认为淳于伯死得冤屈。丞相府执行官（丞相司直）刘隗上书说：「淳于伯犯的罪，不至于诛杀，请撤除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周花等官职。」
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书司马睿，深自责备，请求解除官职。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不明事理之故。」一概不加追究。筵司马睿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之役，在借到淳于伯人头之后，不声不响结束。我们不相信淳于伯的血会倒流，而众目睽睽之下，鲜血竟然倒流，说明冤狱之酷，人神同愤。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惨剧，即令不斩淳于伯，也要斩另一位将领，否则，大军便不能不发！而司马睿所最恐惧的，正是大军之发。
司马睿借淳于伯的人头，阻挠大军，刘隗更想借淳于伯的人头，打击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原居民，因周花正是原居民的领袖人物。在这种心态之上，要求同舟共济，精诚团结，连三岁顽童都骗不住。筵借人头不能制造效忠，只能制造仇恨。
靳准
汉赵帝（四任隐帝），刘粲，擢升靳准当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刘粲常在后宫游乐欢宴，军事政治等国家大事，全由靳准决定。
靳准假传圣旨，任命堂弟靳明当车骑将军，靳康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
三二八年，靳准将发动政变，跟最高国务官（金紫光大夫）王延商谈，王延拒绝，扭头便走，将向汉赵帝刘粲告发，中途遇到靳康，被绑架回来。靳准遂下令他的军队紧急动员，冲入皇宫，到光极殿，派武装士卒逮捕刘粲，推到面前，一条条数出罪状，立刻诛杀。刘姓皇族，无论男女，不管老少，全体绑赴东城街市，斩首。又挖掘一任帝刘渊及三任帝刘聪坟墓，砍下刘聪人头，焚烧皇家祭庙（这是一幕可怕的巨变，即令成人应付出代价，孩童何辜？晋书？刘粲载记形容当时惨景：「鬼大哭，声闻百里。」）
靳准是中国历史上，最凶悍也最成功的政治鲨鱼之一，他的鲨鱼性格和鲨鱼手段，尽善尽美，造诣之高，使人叹为观止。只端出一副忠贞嘴脸，献出三个美丽女儿，就把刘聪、刘粲父子，戏弄了个够。靳准用主子的手，诛杀拥护主子的忠臣义士，等到主子把自己的忠贞干部铲除干净之后，他只轻轻一击，死主子就被掘坟，活主子就被砍头。
靳准为什么发动这场政变，是一个谜，从他杀人掘墓的行为，可看出他对汉赵帝国刘姓皇族恨入骨髓的程度。不过什么事使他如此恨入骨髓，没有人知道。
这个谜底，如果能够揭开，将提供我们更多和更宝贵的启示。
游子远事件
汉赵帝国（首都长安）将领解虎、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尹车，跟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氐民族部落酋长句徐、厍彭（厍，姓。音she「射」）
等结合，阴谋叛变，事情泄漏。解虎、尹车，全被处死。汉赵帝（五任）刘曜把句徐、厍彭等五十余人，全部诛杀，于是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所属氐民族部落，纷起叛变，推举酋长句渠知当领袖，自称大秦王国，改年号平赵（削平汉赵帝国）。四山所有的氐民族、羌民族，以及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少数民族部落、羯民族部落，群起响应，人数多达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在白天都紧紧关闭。
因劝阻诛杀，而被囚禁的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游子远，上书提出建议，刘曜把他的奏章撕碎，咆哮说：「这个狗娘养的大荔（蛮族一个部落）奴才，不愁自己马上没有命！竟敢再胡说八道，嫌死得太晚是不是？」喝令左右，马上处斩。中山王刘雅等，进言说：「游子远被囚禁监狱，大祸难以预测，而仍不忘向陛下进言，忠心至此，已到顶峰。游子远早上死，我们当在晚上死，用以显明陛下的过失。天下人都舍弃陛下，远走高飞，陛下将跟什么人在一起？」刘曜的怒气才稍稍平息，下令把游子远释放。刘曜下诏，将亲自统军讨伐句渠知。游子远说：「陛下如果能采纳我的谋略，叛乱可以在一个月内平定，大驾也不必亲征。」
刘曜说：「不妨说说你有什么办法？」游子远说：「句渠知并不是胸怀大志的人，打算称皇称帝，有非份之望。只不过畏惧陛下的刑杀，逃生救命而已。陛下最好是宽宏大量，大赦天下，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受到前日解虎、尹车牵连，被没收到仆役管训署（奚官）的老少家属，都应释放，使他们互相招引，恢复正常生活。既有生路，有什么理由拒绝归降？」刘曜大为高兴，下诏大赦。任命游子远当车骑大将军。叛变的部落，遂全部归降，虚除权渠也请求归降。
从上古到二十世纪，中国几乎全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儒家学派的历史学家，更一向认为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神圣合法。五千年来政权的转移方法，不外两种：一是不流血手段，一是杀人如麻。对于和平转移，儒家学派斥之为「篡夺」；对于枪杆子里出的政权，则歌颂它「得国最正」。这种现象是可悲的，但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输入中国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却始终如此。
问题在于枪杆子出来的政权，当然在玩枪杆的人控制之下，而军事和政治，迥然不同。威尔斯评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一个军人所能了解。」偏偏靠枪杆起家的领袖，习惯于枪杆万能，对于任何反抗势力，只知道镇压，不知道化解，而且即令知道化解，也不知道病根何在。他们只看到人民反抗，而看不到人民反抗的原因。于是儒家学派史学家替君王指出原因，认为是一小撮刁民叛徒不安份的缘故。暴君有了这项理论根据，就更凶不可当。
我们可在刘曜身上，看到项羽的阴魂，他把政治问题，当作军事问题，所以除了暴力镇压外，想不出第二个解决方法。而刘曜的运气比项羽好，刘曜遇到一位忠心耿耿而又智勇双全的游子远。不过从游子远在生死边缘折腾这件事看，使人接受一种新的观念，是多么艰难。对于这项沉，唯一的药方是，再也不要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要选票箱里出政权。
司马睿斩蔡豹
晋帝国徐州州长（刺史）蔡豹（时驻下邳），自被徐龛击败，准备返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请罪；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王舒，阻止他不准前进。晋帝司马睿得到蔡豹撤退消息，派使节前往逮捕。王舒遂乘夜把蔡豹军包围，蔡豹误以为是敌人突袭，率部众反击，后来弄明白真相，听说是诏书命令，才停止行动。王舒把蔡豹押解到京师（首都建康）。司马睿遂斩蔡豹（年五十二岁）。
蔡豹当徐州州长（刺史）时，对内抚慰将士，对外号召部众，远近敬重。以这样一位官员，而竟被绑赴刑场斩首，依史书上所呈现的资料，可以肯定又是一场冤狱。如果说因为他曾攻击政府军，罪不可恕，但那是一次误会，在澄清误会后，立刻服从。而且，司马睿一听说蔡豹战败，不分青红皂白，便立即下令逮捕！
晋帝国自开国以来，临阵脱逃，全军覆没，丢城失土的将军，多如驴毛，有谁受过诛杀？蔡豹不过一败之罪，何至严厉至此！
观察司马睿反应的迅速，可以察觉到他的那种迫不及待的复仇心情：「这一次你的小辫子可算抓到我手！」现有史料虽不能解答这场冤狱的原因，但已足够显示它是冤狱，凶手就是司马睿。
「妖言」「忠言」
前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一任成王）、西平公张茂，兴建灵钧台，仅地基就高达七十二尺。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人阎曾，深夜敲公府的大门，喊叫说：「武公（张茂的老爹张轨）派我来问你：「为什么劳动民众，去筑高台！」」有关单位认为这是妖言，请斩阎曾，张茂说：「我诚然劳动民众，阎曾说是老爹吩咐，向我规劝，怎么能叫妖言！」下令停止兴建。
「妖言」「忠言」，只看从哪个角度了解，用哪种心理评估。专制封建社会上，无法诉诸公道，完全由一个人或一小圈人决定，假如他们有私人恩怨，假如他们的层次太低，「是」和「非」就恰恰相反，「妖言」会成为「忠言」，「忠言」也会成为「妖言」。大分裂时代中这种恰恰相反的现象，尤其严重，但也正因为严重，才造成大分裂时代。
周凯招祸
晋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敦起兵进攻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最高监察长（司空）王导，率领他的堂弟、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王邃、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王度、高级谘询官（侍中）王侃、王彬，以及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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