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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 书信文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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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之中。而这很好,因为没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那样做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儿子废黜父亲,因此,上帝必须隐藏在黑暗中。因为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只能攻击包围着神性的黑暗。他把大火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黑夜后退了,但仍在继续延续下去,而消逝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
  24。两天以后,我陪卡夫卡回家,在路上我给他讲了我父亲的话。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作了如下说明:“情况并不完全像您父亲所看的那样。基督教的博爱和犹太教之间不存在对立。相反,博爱是犹太人的伦理成果。基督是给全世界带来治疗福音的犹太人。此外,每一种价值——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与冒险相联系。因为每种价值都要求被考验。至于说到他人的羞愧感,您父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激怒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鬼蜮魍魉的时代,只能极其隐秘地行善和主持公道,仿佛那是违法的。战争和革命没有消逝。相反,由于我们的感情僵化冷漠,战争和革命之火更加炽热强烈了。”
  我不喜欢卡夫卡的语调,于是我说:“据此说来,就像《圣经》里所描写的,我们是在炼狱里喽!”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我们还在那里,这是个奇迹。” 
  我摇摇头:“不是奇迹,博士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不相信世界的毁灭。”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是您的责任。您还年轻。不相信明天的青年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 
  “信仰什么?” 
  “相信一切事情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25。弗兰茨·卡夫卡说:“儿子造老子的反,这既是文学中的古老题材,又是一个更古老的世界问题。人们就这个题材写过许多喜剧和悲剧,但在现实中,这是喜剧材料。爱尔兰人辛格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著有悲剧、喜剧多种。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即为描写儿子反抗父亲的喜剧。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儿子是个爱吹牛的年轻人,他夸口说他打死了父亲。这时他老子来了,使这位要打倒父亲权威的年轻人出尽了洋相。”
  “据我看来,您对这场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斗争持怀疑态度,”我说。 
  卡夫卡微微一笑:“但是我的怀疑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斗争实际上只是一场虚假的斗争。”
  26。他把头往后一扬,目光对着天花板,说:“不仅是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表现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
  “为什么?难道我们在破坏秩序?我们是和平的破坏者?”他说:“是的,我们是秩序与和平的破坏者。这是我们的原罪。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上,我们不仅要作为族类死亡和复归,我们每人都要作为单个的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欢愉的生活。但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生活的一种反抗。”
  “这我不懂,”我非常坦率地说,“我们愿意活着,不愿意死,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罪过?”
  我的声音里有些许嘲讽的味道,但卡夫卡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很平静地说:“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运动,永远地周而而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
  他问我:“难道您要向上帝抗议?” 
  我看着地面。屋内静寂无声。 
  然后,弗兰茨·卡夫卡说:“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也许只有死亡才给人以自由。这一点谁知道?”
  27。布拉格等级剧院上演恩斯特·魏斯魏斯(1884…1940),医生、作家。的革命戏剧《坦雅》。魏斯是马克斯·勃罗德的朋友之一。
  当我向卡夫卡讲述我所看的演出情况时,他说:“最美的是梦见坦雅孩子的一场戏。在戏剧把不现实的事情变为现实时,它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最强烈。这时,舞台就成了灵魂潜望镜,从内部照亮了现实。”
  卡夫卡说的话
  28。作曲空古斯塔夫·马勒尔的一位亲戚,我的同学格奥尔格·克劳斯借给我两本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巴比塞(1871…1935),法国社会主义作家,长篇小说《炮火》发表于1916年,《光明》发表于1919年。的书,一本是《炮火》,一本是《光明》。
  这两本书我是为卡夫卡借的。他看后说:“炮火,战争的图像,符合真实情况。光明则只是梦想标题。战争把我们推进了扭曲变形的镜子组成的迷宫。我们在一个个假象之间跌跌撞撞,我们是被假预言家和江湖医生搞得晕头转向的牺牲品,他们用廉价的幸福药方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像通过一道道窄门那样通过一面面镜子,从一个地牢跌进了另一个地牢。”
  坦率地说,卡夫卡说的话,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不想让人看出我是个理解能力低下的人,于是就用提问掩饰自己:“什么东西使我们陷入这种处境?又是什么使我们无法脱身?难道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走上通往这镜厅的道路?是什么引导我们这样做?”
  “我觉得您对我比对克劳斯和蔼亲切。这让我高兴,让我很高兴,但同时我对自己说,这也许只是虚荣心作祟的缘故。” 
  卡夫卡挽住我的胳臂:“您是个孩子。” 
  我的下巴颤抖起来。“您看,博士先生,我一直这样想,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傻孩子,您才对我这么亲切。”
  “对我来说,您是个年轻人,”弗兰茨·卡夫卡说,“您有别人已经失去的各种前景。其他人离您这么近,使您不得不非常仔细地观察自己,免得消失于人群之中。我对您肯定比对克劳斯亲切。我和您说话,就等于和我的过去说话。这时当然必须亲切和蔼,况且您比克劳斯年轻,您需要更多的理解和爱抚。”
  29。几个月以后,我和汉斯·克劳斯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我向卡夫卡讲述这次冲突时,他静静地听我讲,然后耸了耸肩膀说:“您想从我这里讨生意。我可不是个好顾问。对我来说,每个建议归根到底都只是背叛,是胆怯地逃避未来,而未来是检验我们的现在的标准。害怕检验的只能是内心有愧的人。不能完成他现在的任务的人就是内心有愧的人,但是谁能确切地知道他的任务?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内心有愧,总想尽快入睡,摆脱这种负疚之感。”
  我接着说,约翰·贝歇尔贝歇尔(1891…1958),德国诗人;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国外,战后回到苏占区,曾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长。《致睡眠》一诗发表于1918年。在一首诗里称睡眠是死神的友好拜访。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很对。我的失眠也许就是害怕我欠了他性命的来访者。” 
  “您总是不参加的吧?”我不由自主地用坚信的语气爆出了这么一句,因为我无法想象卡夫卡博士当学生时能和其他人一起打群架。
  可是卡夫卡博士笑了,头往后一扬说:“您问我是否参加了这些群架?虽然我没有打架的经验,心底里也害怕,但我总是挤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向我的同学表明,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而且我也不想站在一旁,被人看成是个软弱的犹太男孩。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能使他们信服,我通常都是挨揍。结果,我总是哭肿了眼,满身泥污地回家,衣服掉了扣,领子被撕得粉碎。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
  卡夫卡博士在舒柏特楼巴洛克式门口旁的小环形道上停下脚步,点了一下头,示意我看对面那排房子中显得突出的中世纪式米努塔楼,这幢楼紧靠着把老城环形道和小环形道分开的市政厅。“我父母住在楼上,但他们只是晚上才在家里,白天他们在店里。他们把家务交给了厨娘和我们的家庭女教师。每当我打完架,又脏又破,哭着回家时,她们总是很激动不安。女教师来回绞着手,哭着威胁说,她要把我的过错报告我的父母,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相反,她和厨娘一起尽快地消除掉我身上打架留下的痕迹。这时,厨娘嘟嘟哝哝地说了几次这样一句话:'你是拉瓦荷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她却只是说:'你就是这种人,你是真正的拉瓦荷尔!’这样,她就把我归入了我自己也不清楚的某一类人中了。她使我成了某个神奇秘密的组成部分,这秘密让我感到害怕。我是拉瓦荷尔!这个字眼像可怕的符咒那样镇慑住了我,使我紧张得无法忍受。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一天晚上趁父母在起居室里打牌的机会,我问他们什么是拉瓦荷尔。父亲连头也没有抬,继续看着牌说:'拉瓦荷尔是罪犯,杀人凶手。’我当时肯定非常吃惊,很难看,因为母亲很担心地问我:'你从哪儿听来的?’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厨娘认出了我是个罪犯,这种意识使我舌头发硬,说不出话来。母亲探询似地看着我的脸。她把牌放到桌子上,准备审问我,可是父亲还想继续打牌,就粗声粗气地说:'还能从哪儿听来?不是在学校里就是在街上呗!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这些家伙。’我母亲接着说:'可不,跟这帮歹徒吵得太凶了。’这时,父亲'啪’地一声打出一张牌,和啦。趁这当儿,我愕然地溜出了房间。第二天早上我发起烧来。请来的医生诊断为喉炎,他给我开了药。女教师拿着药方去药店买药时,厨娘坐到了我床上。她是个又高又胖的好心肠女人,我们都叫她安娜太太。她抚摸着我放在被子上的手说:'别害怕,就会好的。’我却把手抽回,放进被子,问她:'为什么我是罪犯?’厨娘瞪圆了眼睛,说:'罪犯?谁说的?’'您!就是您说的!’'我?’安娜太太把拳头放在隆起的胸前,生气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可我说:'这一点不假,您把我叫做拉瓦荷尔。这是罪犯,我父母这么说的。’听了这话,安娜太太在头上把双手合在一起,哈哈笑着解释:'哈,拉瓦荷尔,这我说过。可是我这么说一点恶意也没有。拉瓦荷尔——大家都这么说说而已。我当时一点也不想侮辱你。’她抚摸我的脸颊,安慰我。我却扭过头,冲着墙。不一会儿,女教师买了药回来了。我们再也没有提过拉瓦荷尔这个名字,但它却像一根刺那样留在我身上,或者说像一根断了的钉子尖在我身上移动。喉炎好了,但我依然是遭了内伤的病人,是个拉瓦荷尔。从外表上看,什么也没有变。家里人还像从前那样对待我,但是我知道,我是个被开除的人,是罪犯,简言之,是个拉瓦荷尔。这改变了我的整个态度。我不再参加男孩子的打架斗殴,我每次都乖乖地跟着女教师回家。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原来是个拉瓦荷尔。”
  无政府主义者的生平
  “这可真叫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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