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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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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小说，我想起了高阳先生在《胡雪岩》一书中写到的行贿办法。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进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我想，这些门道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头摸索。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方面说，又表明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
红包书记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同龄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么干净。所有染上〃封资修〃色彩的读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规模的批孔运动中也读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领导们怕我们抵抗力不强，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泽东主席想把我们培养为一代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整天读到的都是雷锋式的思想和行为。我估计，这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设，在切断传统的意义上比焚书坑儒彻底得多。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典籍尚且读不到，更何况关于官场潜规则的腐朽知识。这些年〃沉渣泛起〃，继承传统受到了鼓励，但我又不敢指望现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检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前面提到的政和县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一样选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
在《另一起〃红包丑闻〃》中提到：〃林（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原党委书记林亚宁）透露，红包主要送给上级领导和省、地、市有关部门。给上级领导送红包是为了联络感情，给上级有关部门送是为了争取资金、项目。〃
这里提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这与明清官场是一样的。如今官员的升迁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上去，每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中都像明清一样没有老百姓插手的份。第二个目的是争取资金项目。在传统上这本来是民间的事情，现在也收归政府了。难道政府官员那么愿意辛辛苦苦给国有企业争资金上项目吗？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钱到手后不用操心去还。所谓〃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一路吃下来，官员们的肚子就肥胖饱满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债务软约束体系，如此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间财产的体系，属于当代国人的新创造，明清时代只存在一点不值一提的苗头。如此看来，我们的〃潜知识〃传统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创造传统，断裂个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无非是一次冬眠。所谓〃野火烧不尽〃，就是因为烧掉的只是表面的几个名词，地表下的草根还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没有变成沙漠：人心还是那颗〃食色性也〃的心。一旦春风吹拂，不绿满中华才叫见鬼。如此比喻并没有贬低〃潜知识〃传统的意思。这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河一定要过，此乃升官发财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诉我们石头在哪里，就可以少淹死几个人，少弄湿几次鞋。如果祖先的知识没有传下来，就难免付出血的代价，前仆后继地摸索和积累。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如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我想，这就是我写本书的目的。
2000年2月6日
附——评论：
在历史表象的背后
…评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张 旗
相比于许多大部头的学术名著，这本书要单薄得多，但也有趣得多。它可以让我忍俊不禁，时常无意地破坏图书馆良好的读书氛围，引来讶异和责怪的目光。不过我对这本书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它的趣味性内容。
《潜规则》是这样一本书，它比学术书多了一些感性，比故事书和常规的历史叙述多了一些理性，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作者吴思语）。但它的新意和朝气却也由此而生。这是我们在读《潜规则》时应该首先明了的一点。
所谓“不伦不类”是指《潜规则》研究与表述方式的边缘性。它对学术与通俗有良好的兼容性，符合当代的文化口味。现在，教育普及程度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读者的文化品味也在提升，《潜规则》亦俗亦雅的写作方式可以顾及更广阔的读者群，使历史走出狭窄的学术界，成为人们心中的历史。拘守于应用史学与基础史学壁垒中的史学家们，大可不必相互对峙，《潜规则》暗示了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不过走中间道路意味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把历史的深刻“好看”地表现出来——目前许多历史学家还做不好。这不仅要求很强的学术研究能力，还需要很高的文学修养。用这样的方式研究和表述历史，《潜规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本类似的读物。黄仁宇认为《万历十五年》游刃于学术性与商业性出版物的边缘，也属“不伦不类”。海外的《万历十五年》的影响显然要远大于《潜规则》，但《潜规则》作为本土著作，既体现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又能言黄氏所未言，理应引起我们注意。
它也符合当代的文化心理。处身于当代转型社会，你越来越难找到那种曾在计划经济中存在过的单纯的东西。一切都在显示出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与矛盾，让人无法从单向度说清楚。《潜规则》就揭示了事物之间特别是人之间复杂与矛盾的关系。书中的官吏的行为都在一些复杂的事件中得到具体合理的说明，面对这一切，你往往难以做出简单的善恶评价。
《潜规则》中隐含着很强的现实意识。其中某些章节的叙述，特别是把古代官职与现代官职对照起来，把银两折算成人民币的做法，极大地缩短了古今时空的差距，不仅让我呼吸到古代官场的污浊空气，而且也激发了我对当代官场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联想和思考。让我进行积极阅读的个中原因是它所具有的真实感——无论它是由古人记载的还是由今人说出的。因为它道出了潜藏在人际关系微妙之处的真实问题——利害算计，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历史与当代相通之处，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突破点。不过这种突破点必须深入具体的历史去寻找，而且常常以突破观念屏障为前提。现在史学界曾在许多重要的领域如古史分期里迟迟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就和狃于观念上的陈见，脱离中国历史的具体有关。如果不深入中国具体的历史，哪怕有再好的题目与方法，也很难做好。这是《潜规则》让我明了的另一点。
我最感兴趣的，也认为最有价值和创造性的是吴思先生所创造的“潜规则”这个名词。它为我们透过各种明文规定去寻找真实的、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提供了启示。就明文规定与“潜规则”的关系而论，虽然“潜规则”具有实际的支配作用，但它不是自由的。官吏对潜规则的利用不能超过正式条文所规定的职权范围，而且常常要打着正式规定的幌子。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论，无论潜规则是不是“陋规”，社会结构总需要“潜规则”或实践性的约定。正式规定作为“纲”不会也不可能对任何社会生活的细节都有所规定。弥补正式规定的空洞，正是潜规则存在的合理性。至于由“潜”生“陋”，则与制度不完善——缺乏体制外制度性监督有关。就潜规则与个人道德的关系而言，虽然潜规则通过个人行为表现出来，但它首先是群体行为。“道德”从潜规则的角度解释是遵守圈内规则的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又与群体内部利益关系的均衡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潜规则”的解释范围也可在官场之外。如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里，完全可以从大量的人情稿、职称稿、毫无个性的谀美书评等学术现象中找到“潜规则”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研究，就不只是对各种学术违规行为给予道德的谴责，而是要向前挺进一步，揭露并批判隐藏在违规行为后面的学术研究制度存在的弊端，从而推动学术的建设。不过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主要限于官场，这就束缚了“潜规则”本应具有的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
我读《潜规则》时除了忍俊不禁，在掩卷之余，也还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研究中没有感受到应有的人文价值的力量。我过多地看到了潜规则对官员的支配作用，而他们对潜规则的真实态度与情感则没有被充分表现。这是否意味着吴思先生在揭示一种历史真实的同时，无意中弱化了另一种真实？作为一种深入中国历史的研究，似乎不该如此表现。吴思先生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书中加了一些正面研究以便平衡，诸如对雷锋的研究。然而坦率地说，这些正面研究远远不能发挥平衡作用。至少我对书中的正面研究印象不深，感受不强。说这些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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